早在中国古代，有识之士就十分注意实践在学习中的作用。在治学之道上，有一句流传很久、影响很广的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毛泽东，这个中国农民的儿子，在长期的劳动实践和广阔的天地中汲取过丰富的营养，更能体会到行与知的相互关系。
1915年，毛泽东在给同学萧子升的信中说，读书，不但要善于读死的书本，还要善于本；不但要会读有字之书，还要会读“无字之书”。所谓“活”的书本、“无字之书”，就是千姿百态的社会实际和社会实践，就是千千万万个具有丰富的社会活动和实践经验的人民群众；所谓本、读“无字之书”，就是要深入社会实际，参加社会活动，拜人民群众为师，了解他们的生活，学习他们的经验。
为了丰富自己的实践经验，更好地掌握学到的知识，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期间，经常利用节假日和别的空余时间，走出校门，到农村去，到人民群众中去进行社会调查，了解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了解各地的历史沿革、地理概况、文物遗存、风土人情和风俗习惯，学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同时也为了体验下层劳动人民生活的艰辛，在搞社会调查时，毛泽东和他的伙伴们主要地采取了“游学”的方式。
游学，是旧社会有志读书但经济困难的学问人一种寻师求学的方式。其主要办法，是遇到机关、学校、商店或有名望的人家，就作一副对联，用红纸写好送去，求得一顿饱饭、一夜留宿或几个赏钱。也有一些没有出路的落魄文人，靠这种作对联送人——“打秋风”的形式维持生计，其实质是一种变相的行乞。在长沙求学时，毛泽东就当过好几次“游学先生”。
那是1917年7月中旬，毛泽东邀集萧子升和准备回安化老家度暑假的同学萧蔚然，从长沙动身，徒步游历了宁乡、平江、浏阳等五个县，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接触了各方面的人士。
毛泽东和他的同伴们，身上不带一文钱，全靠自己的勇气和智慧去克服设想到的和没想到的困难。
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便是没有路费，渡江困难。
毛泽东一行出了长沙小西门，刚登上行程，滔滔湘江就横在他们的面前，拦住了他们的去路。怎么办？游过去！毛泽东自幼练就了一身好水性，晚年尚能横渡长江，一条湘江又岂在话下！但同行者并不全会游泳，况且他们都还带着行李，弄湿了怎么办？那么，只有乘船了。当时湘江上根本没有桥梁，不会游泳，只能坐船。湘江上摆渡的小船来来往往，倒也方便，坐一次两个铜板，收费也算便宜，但即使是这两个铜板，毛泽东他们也拿不出来，因为他们身上一文钱也未带，是地地道道的“游学先生”。
怎么办？他们商量了一下，先过去再说。
一叶扁舟刚刚靠岸，一群乘客便迫不及待地涌到船上。当上满14个人时，船夫喊了声“开船”，同时把手里的长竹篙往岸上使劲一撑，船便像离了弦的箭，转眼间就到了江中央。这时候，船舱中走出一位端着盘子的姑娘，挨个向乘客收费。每位乘客两个铜板，丢在盘子里叮当作响。忽然，铜板落盘的叮当声停止了，三个青年不好意思地站在姑娘的面前，一脸的歉意。
“很对不起，我们没有钱。”高个子的毛泽东说话了，“请你先带我们过去，一个月后我们会加倍偿还你们的。”
船夫抬头打量了一下这三个青年，听他们的语气倒是很恳切，但一个月后他们果真能付钱吗，这么多的乘客到哪里去找他们呢？船夫就是靠收取渡船费生活的呀。
“不行，坐船必须付钱，不然的话，你们可以先留下一把雨伞！”
湖南的七月，高温多雨，雨伞就是移动的房子，没了雨伞怎么走路呢？
这时候，乘客中走出一位和蔼的老人，愿意代为这几个学生付上船费，其他乘客也都纷纷表示愿意捐款。毛泽东却和同伴们走到船夫面前，客气地说：“划了大半天船，您一定很累了，请您休息一下，我们替您划过去。”说着，他们就接过船夫手里的长竹篙，使劲地划起来。小船载着同舟共济的人们，很快就到了彼岸。上岸后，毛泽东和同学们向船夫莞尔一笑，很有礼貌地说了声“谢谢，再见！”
克服了渡江的难关，便是饥饿的难关。这是经常性的难关，也是必须克服的难关。渡过湘江之后，他们走了一天的山路，来到了一个山庄。山路边，开着一片小小的饮食店。这时候，大家才想起来一天都没吃东西了，脚底也让山路磨得打满了泡，顿时，都觉得饥肠辘辘，但一摸口袋，空空如也。
没关系！他们本来就是出来游学的呀！
毛泽东和同学们打听到小店后面的山坡上，住着一位姓刘的绅士，清朝时做过翰林，后来告老还家。他对诗文很有造诣，家中生活也很富裕。
于是，毛泽东和同学们便想了一个办法——写一首诗送给刘先生，用含蓄的语言表明来访的目的。
毛泽东和同学们很快地写好了一首诗：
翻山渡水之名郡，
竹枝革履谒学尊。
途见白云如晶海，
沾衣晨露浸饿身。
诗中的“名郡”、“学尊”都表示了对刘氏的尊重，“白云如晶海”更是赞誉了他能摆脱俗事的缠绕，隐居高山云海的脱凡品格；“翻山渡水”、“竹杖草履”、“沾衣晨露浸饿身”则清楚地反映了学子们求学的艰辛和目前的处境。
诗写好后，签上了他们的真名，并装在写着“刘翰林亲启”的信封里，通过门房送到了刘家。
刘先生读了他们的诗，非常高兴，在书房里亲切地接见了这三个青年，同他们谈论了古典经籍及其注疏问题，并赠送给他们一个包着四十个铜板的红纸包。
他们拿出其中的几个铜板，饱饱地吃了一顿晚饭。
毛泽东一行就是这样，一路走，一路想办法克服困难，继续前进。一路上，他们时而到同班同学家里聚居，时而到劝学所和小学校去送对联，时而找农民了解生产、生活情况，时而走访饱学之士谈论经书，时而游历名山大川，领略大自然的美好风光，时而拜谒古刹名寺，同高僧们谈经论道。在宁乡县的黄材镇，他们还了解了当时农村小集市的贸易情况，替一些店铺写了招牌。后来，他们来到朋友何叔衡家，受到何家全家人的热情接待。他们在何家住了几夜，看了何家的猪圈、牛栏、菜园和稻田，了解了何家的经济收支与生活状况及何家的历史，走访了何叔衡的堂兄弟和附近的农民。在紧张的考察活动中，毛泽东还坚持每天清晨早起，到野外去做“六段操”、看书、追记笔记。
一天，毛泽东一行来到一位姓王的老头家里。王老头小时候上过几年小学，后来又到县衙门里当过几年守卫的差使。毛泽东和他交谈了很长时间。王老头问毛泽东他们说，天气这么热，你们出来干什么？毛泽东答道，我们的家境都不好，又想出来旅行，惟一的办法就是“游学”，一路乞讨。王老头说，当叫花子并没有什么不好，叫花子也是人，而且是诚实的人，比当官的要诚实得多。他告诉毛泽东，当官的多数都不廉洁。王老头说他当年在县衙门当守卫时，就看到县太爷满脑子想的就是钱，谁想打官司，都得给他送钱送礼，谁送得多，谁就能打赢官司。县太爷所审的每一个案子，都是送礼多的一方赢。
毛泽东听了很惊讶，就问：“县太爷不怕被人告发吗？输官司的一方有理变成了无理，就不会到省城告他一状吗？”
王老头气呼呼地说：“怕什么，他不会在乎的！在省城里打官司比在县城的花费更大。没有足够的钱去贿赂县官，在省城里就更没有打赢官司的希望了。连在县里贿赂县太爷的钱都拿不出来，怎么能拿得出到省城里行贿所需要的钱呢？更何况，官官相护，谁肯为平民百姓说话呢？”
王老头的话在毛泽东的心里激起了万丈怒火。他深深感到官场的腐败、社会的黑暗。他慨叹：“这是什么世道！”
毛泽东一行在考察中十分注意广泛接触各方面人物，深入了解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他们一行三人，来到宁乡伪山密印寺，拜访了寺里的方丈，向他询问了全国的寺院、和尚的数量和分布情况以及佛教方面书籍的出版情况，讨论了佛家的经义和儒家的经典，参观了佛殿、菜园、大厨房、斋堂和寺中的其他地方。他们在这里受到了很好的礼遇。老方丈与他们共进晚餐，众僧人纷纷请他们在扇子上和卷头上题字留念。
毛泽东一行离开宁乡到了安化县的司徒铺，萧蔚然回了家，毛泽东就和萧子升二人继续“游学”。
当时，毛泽东身穿浅蓝色单长衫，手拿雨伞，背上背着一个略现蓝印花的灰白色包袱，风餐露宿是经常的事。在去安化县城的路上，毛泽东和萧子升曾露宿河滩。
那是一个美妙的夜晚，皓月当空恍如白昼，一条小河从他们的脚底下涓涓流过，白色的沙滩上覆盖着圆圆的鹅卵石，清晰地印着两条长长的人影。时间已经过了午夜，他们还在缓缓地走着。
突然，毛泽东提议说：“咱们今晚在这儿过夜怎么样？这沙岸不是很舒服的床吗？”他的提议立刻得到了响应，“就让蓝天作我们的帐幔吧。”
“那棵老树是我们的衣柜，现在且让我把包裹和雨伞挂到衣柜里。”毛泽东一边说，一边拿起两个人的行李，挂到身边的一棵老树的树枝上。
“啊！这月亮不就是一盏大灯吗？我们就趁着这灯光睡觉吧。”
他们又搬来两块又大又平的石头当枕头。但这两块“枕头”太高太大，他们又刨开沙子，埋下去一半。
一切都准备就绪了，毛泽东风趣地说：“沙地当床，石头当枕，蓝天为帐，月光为灯，老树为柜。”说完，就和萧子升一起倒地而卧，并齐声称赞非常舒服。
刚刚躺下，萧子升又起来了，他说在睡觉之前得到河边去洗洗脚，并说这是他多年来的习惯，如果不洗，就睡不好觉。毛泽东笑着说：“你还要保持你那绅士的习惯呀？你是一个要饭的绅士呢！”并说：“你今晚就试试不要洗脚，还能不能睡得着！”
毛泽东和萧子升到了安化县城，查阅了安化县志，到东华山瞻仰了农民起义烈士墓，调查了清代黄国旭领导的农民起义。他们在安化县还有一个三顾夏先生的故事。
安化县劝学所所长夏默庵时年六十四岁，是一位饱学先生。他早年毕业于清代两湖学院，学识渊博，喜吟诗作对，著述颇丰。但夏先生性情高傲，一向不理游学之人。毛泽东两次求见，均被拒绝，但他并不灰心，又第三次登门。夏先生见来人态度诚恳，只得开门相迎。但他还要试试来人学问深浅，于是写了一条原对放在桌上。上面写着：“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毛泽东拿过笔来，饱蘸浓墨，即书属对：“清水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夏先生眼看着毛泽东写完，不禁大吃一惊，对联胜过出联，而且气势非凡。夏先生连声称好，给他们提供食宿，同他们昼夜长谈，还给了他们八块银元。
毛泽东在安化县城游览了孔圣庙、培英堂、东华阁、北宝塔等名胜古迹，观赏了古代计时工具“铜壶滴漏”，并在北宝塔的七层塔壁上挥毫题词：“伊水拖蓝，紫云反照；铜钟滴水，梅岭寒泉。”还给县城的“鼎升泰”、“谦益吉”、“云集祥”等商店送了对联。
离开安化，毛泽东和萧子升还到了益阳和沉江县城。
8月16日，毛泽东和萧子升回到了长沙。打开包袱一看，还有两块多钱的剩余。为了纪念这次有意义的活动，他们二人还特意穿着旅行时的草鞋和衣服照相留念。这次“游学”，历时月余，步行近千里，考察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5县城乡，写下了许多笔记。老师和同学们传阅了他们的“游学”笔记后，纷纷称赞他们是“身无半文，心忧天下。”
后来，毛泽东回忆这次社会调查时说：“一年夏天，我开始在湖南徒步旅行，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都受到款待和欢迎。”他还有一次回忆说：“考察时萧子升放不下架子，只写对子，不送对子，我帮他听差，只好去送对子。人家拿钱，一块也好，一串也好，我总不争，不受对子只拿钱的我就不要。”
1918年夏天，毛泽东还和蔡和森一道前往湘阴、益阳、岳州等地，徒步周游洞庭湖畔部分地区。他们各带一把雨伞，伞把上缠一条毛巾，脚上一双草鞋，连包袱都没带就出发了。临走时，和森对母亲和妹妹蔡畅说，我们三两天就回来，谁知他们一去就是一个多月。他们从岳麓山出发，走荣湾市，沿途了解各县的地理环境和风俗习惯，以及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地主和佃户的租佃关系和收租、交租方式，贫农所受的压迫和剥削情况等。刚开始农民们有点怀疑，见他们既不像以往送字游学的先生，又不像叫花子，也不像算八字的。但他们和农民一接近，就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农民们给他们饭吃，给他们住宿。有时找不到食宿的地方毛泽东和蔡和森就露宿野外，吃山楂、蔷薇果等东西。
社会调查活动，使毛泽东更加了解中国城乡社会，知道了广大人民的疾苦，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增强了他不怕困难、吃苦耐劳的精神，培养了调查研究的作风，为他后来担负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重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