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厂区里的钉子户2003年秋天，青城的风已经开始带刀子。
西水厂厂长张有斐的办公室里，气氛沉得像灌满了铅。
张有斐坐在沙发上，隔一会儿就用中指推一推他的黑框眼镜。他耷拉著脸，眉心皱成一团，几次想开口说话，嘴唇动了动，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又无助地叹了口气。
沙发上坐著的是水厂职工康永祥的家属，张莉。
她穿著一件暗红色的薄棉袄，款式是几年前流行的，袖口已经磨得起了一层毛球。枯黄的头发随便扎了个马尾，额前的碎发被眼泪黏在脸颊上，她也顾不上拨开。
张莉一直在哭，眼泪噼里啪啦往下掉。旧皮沙发掉下来的碎皮子沾著眼泪糊在她袖子上，狼狈又可怜。
张莉是个盲人，眼睛几乎看不见，只有极其微弱的一点光感。
她的男人，康永祥，是西水厂的正式职工，也是整个厂区里出了名的酒鬼无赖。
三天前，康永祥在上班期间，凭空消失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张有斐小心翼翼地把目光移向自己的办公桌，此刻，水源派出所所长齐晓军正坐在他的位置上，眉头也拧成了一个疙瘩。
烟灰缸里，密密麻麻掐满了烟蒂，齐晓军从一进来就开始抽，熏的张有斐脑袋也昏昏沉沉。
可眼前这个女人除了哭，愣是没说出一句有用的线索。
外人说起水源派出所，语气里总是带著几分轻视。说得好听点叫派出所，说得难听点，就是水厂的保安队。
全市一共九家自来水厂，水厂里既没有现金，也没有什么值钱的设备，平日里能有什么事？最多也就是查查附近小企业偷偷排污，或者劝一劝打架吵架的职工。正经的刑事案件，十年八年都未必能碰上一桩。所里的警察平时闲得喝茶看报，和门卫大爷的区别，不过是多了一身警服。
齐晓军就是这么一个闲人所长。他平日里嘴贫得很，见谁都能唠上几句，插科打诨一套一套的。可今天，他那张嘴像是被缝上了一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因为，西水厂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已经连续发生了三起职工失踪案。
西水厂是1971年建起来的，是青城最早的自来水厂。
在建厂之前，这一片就是一片普通的民房区。老百姓家家户户自己打井，井水清澈，直接挑回家吃用。后来城市慢慢扩大，人口越来越多，人工挑水既不方便也容易污染，政府才看中了这片水源好、水井旺的地方。圈起地盘，建泵房、修清水池、铺管道，这才有了这座支撑起半个城市用水的自来水厂。
原先住在这儿的居民，一部分爽快答应拆迁，拿著补偿款搬走了；一部分被安置进厂，当了工人。
可还有那么几户，心眼儿多，觉得给的补偿太少，安置条件也不合心意，说什么都不肯搬，硬生生成了领导们最头疼的钉子户。
康永祥家，就是钉子户里最出名、最难缠、最赖皮的一户。
当年康家一共有两间平房，南房的位置正好卡在规划的清水池边上，是一点都不偏、必须拆除的位置；北房稍微往后退了几米，勉强留在规划线边缘。
当年拆迁组上门，康永祥就往门口一横，摆出一副泼皮无赖的样子，张口就敢漫天要价。
“两间平房，换两套楼房，少一套都不行。否则我就躺这不走了，有本事把我压在这水池子地下！”
那是九十年代末，在这座北方小城里，楼房是稀罕东西，普通工人一辈子都未必能攒下一套。康永祥一口气就要两套，自来水公司根本不可能答应。
在双方来来回回的扯皮和吵闹中，僵持了不知道多少日子，最后终于谈妥一个折中方案：康永祥家的南房必须拆除，给清水池腾地方；康永祥本人直接安排进西水厂，成为正式职工，端上铁饭碗；至于北房，暂时保留，不强行拆除。
几年时间一晃而过。当年那些钉子户，有点办法的，都陆陆续续都搬离了水厂。到如今，还死守在这里不肯走、也没能力走的，只剩下三户。康永祥一家，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康永祥这个人，身份格外特殊——他既是水厂的职工，又是住在厂区里的住户。
在进水厂当运转工之前，康永祥就是附近一带出了名的酒鬼。奸、懒、馋、滑，做点零工挣点小钱，到手不买吃、不买穿，第一时间直奔小卖部，拎著酒瓶子回来喝。整天喝得五迷三道，东倒西歪，正事不干，闲事不管。
等进了西水厂，捧上了稳稳当当的铁饭碗，他更是变本加厉。上班的时候，别人巡检、记录、盯设备，他找个犄角旮旯一蹲，摸出一瓶二锅头，几口就下去半瓶。下了班，别人回家吃饭、陪家人，他就回家继续喝。每天除了出门买酒，康永祥几乎半步不离开水厂。
更可怜的是他的妻子张莉。她双目失明，只能勉强分辨一点光影，连走路都要靠摸索。康永祥喝得高兴了，还能勉强说两句人话；一旦喝得不顺心，回家就对张莉非打即骂。张莉眼睛看不见，躲也没处躲，藏又没处藏，只能缩在角落里任由他打骂，连哭都不敢大声哭。两口子的日子，过得那叫一个蒸蒸日下。
事发那天，正好轮到康永祥值班。
水厂运转工的工作流程并不复杂：按时巡检水源井，观察压力表、流量计，记录各项数据，监测水质变化。每个班组十几个人，分工明确，各管一摊。
可康永祥是特殊关系进来的，没技术、没能力、没责任心，也不肯学，谁也指挥不动他。
时间一长，班长和同事们也懒得管他，只要他人在厂区里待著，不出去惹是生非，就算完成任务。
那天是康永祥的白班。他头一天晚上又喝多了，早上起来还是眼神发直，脚步虚浮，摇摇晃晃地晃进水厂食堂。
食堂大师傅正蹲在地上清理一大盆小鲫鱼，鱼很新鲜，去了鳞片和内脏还在扑腾。
康永祥眼睛一下亮了，嘿嘿一笑，满嘴酒气扑面而来：“哎呀呀，这么好的下酒菜，没有酒哪行？我得再去整两口！”
说完，他转过身，晃晃悠悠地走出食堂。
那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张有斐已经习惯了他的作风，管也管不了，干脆不过问。
直到第三天下午，张莉在家左等右等，听不到丈夫的声音，也没人管她吃喝，积攒了几天的恐惧和委屈终于爆发。她摸索著扶著墙壁，一步步慢慢挪进厂长办公室，哭著求张有斐帮忙把她那个酒鬼丈夫赶回家。
张有斐当场就愣住了，脸上写满惊愕。他推了推眼镜，结结巴巴地说：“康永祥？这几天我、我每天全厂巡检，没看见他啊。”
张有斐是西水厂唯一的大学生，文化高、心思细、做事认真负责。他每天坚持全厂巡检，水厂的每一个角落都要走到看到，绝不放过任何一处隐患。他说没看见，那就是真的没看见。
一个常年足不出水厂、除了买酒几乎不离开大门的酒鬼，就这样凭空消失了。
此刻，张有斐看著齐晓军一遍又一遍询问，可张莉除了哭，什么都说不清楚。那双看不见的眼睛像两眼水井，不停地往出淌眼泪。
折腾了许久，齐晓军无奈放弃。他抓了抓头发，叹了一口气，合上笔录本。张有斐见状忙叫来当班的女职工，把失魂落魄的张莉送回家。
办公室门口，不知什么时候围了一圈看热闹的职工。一个个伸长脖子，交头接耳，眼神里满是好奇和幸灾乐祸。
“看见了吗？又失踪一个，这水厂邪门了！”
“我看啊，康永祥就是欠了一屁股酒债，被人拖走卖肾还债了！”
“说不定是喝酒喝死在哪个沟里，烂了都没人知道！”
“小声点，别让齐所长听见，又要训咱们多嘴。”
“听见又怎么样？他那个派出所，不就是个看大门的吗？能破什么案？”
张有斐从办公室里走出来，皱著眉头，推了推眼镜，沉声呵斥：“都围在这儿干什么？不用干活？不用巡检？都散了！”
人群哄的一声散开，可一个个都一边走一边竖著耳朵，生怕错过一句惊天大瓜。
接著，张有斐又陪著齐晓军找到门卫，询问当天的出入情况。
当天当班的门卫是个快六十岁的老头。他挠著头，努力回忆了半天：“好像…大概…他那天是出去过，至于去哪…和谁…记不清了呀……”
齐晓军急的就要骂人，张有斐忙又拉著他去水厂门口的商铺走访。齐晓军气呼呼地走在前面，张有斐跟在屁股后头，冻的哆哆嗦嗦。俩人迎著割脸的秋风，一路问过去。
距离水厂大约三百米的一家烟酒副食店，是康永祥常年光顾的老地方。老板是个精瘦的中年人，叼著烟，非常肯定地说：“来过，前天上午肯定来过！不过奇怪得很，他进来盯著货架看了半天，最后什么都没买，转身就走了。我以为他没带钱，也没多问。”
其他几家商店、小卖部、菜店的老板，纷纷摇头。
回来的路上，张有斐低著头分析：“一个大活人，没有离家出走的理由，没有被拐卖的可能，没有与人结仇……”
齐晓军用力掐灭了手里的烟头，狠狠地叹道：“这他妈到底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