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足足一个星期，这篇长达八万多字的故事终于要告一段落了。
笔尖在纸上「唰唰」摩擦。
李彧继续书写着小说最后的结局：
「那年的夏天太热，柏油路都化了。
我的心也跟着融化了。
我去医院看过她，医生说她得了骨癌，至多还有一个月。
她瘦得像一张纸，蓝裙子空荡荡地挂在身上。
她拉着我的手，说：『方乐，等我病好了，你带我去上海看海好不好？』
我说：『好！』
她笑了，笑容像被太阳晒褪了色的旧照片。
这是我和她的秘密，谁也不知道。
葬礼那天，我哭得很伤心。
过了一年，我遇到了我俩共同的好朋友，良子。
闲聊过程中，良子说起了正在上海读书的柳青青。
我满脸不可思议，柳青青明明已经死了。
接着，我好像回忆起来了。
那天，她穿着那条浅蓝色的裙子站在传达室窗口。
我当时正在替她剥大白兔奶糖的包装纸，塑料纸粘在手上，怎么也甩不掉。
她看着我，突然说：『方乐，以后别来找我了。』
我很想表现得像个男人，告诉她我不在乎，告诉她我即将复读，告诉她我会考上更好的大学。
但我没说出来。
我只是『哦』了一声。
她好像愣了一下，大概没料到我会这么平静。然后她转过身，走得很快，生怕我反悔追上去似的。
哪有什么医院？
哪有什么去上海的约定？
哪有什么葬礼？
她没死。
她活得好好的，考上了Fudan大学。
死掉的那个柳青青，是我在那个闷热的夏天，为了不让自己看起来像个彻头彻尾的笑话，在脑子里把她埋了罢了。
我篡改了记忆。
我提前为她举办了一场葬礼。
或许……这才是事实！」
画上最后一个感叹号，李彧笔尖一顿，长长舒了口气。
那股憋在胸口的郁气，仿佛随着墨水渗进了稿纸的纤维里，终于泄了出去。
可紧接着，一种巨大的空虚感攫住了他。
方乐的人生结束了。
一段懵懂的情愫在这个夏天，轻而易举地无疾而终。
来不及挽留，来不及道别。
遗憾和怀念萦绕在心间，让他怔怔出神。
但对李彧而言，这种情愫也只是一闪而逝。
做了一周的梦，幻想成为方乐少年的奇妙旅程，注定在停笔的刹那走到了终点。
他终究不是前身。
也终究不是方乐。
他可以暂时性地全身心投入在自己营造的梦里，而这个梦在小说画上句号的刹那，就像美丽的泡沫，终究因为不够坚固而破碎。
他盯着那摞厚厚的稿纸，若有所思。
心中模糊生出一种感觉。
那就是他的共情能力似乎有了质的飞跃。
这项能力对作家而言，其实很重要。
托尔斯泰创作《安娜・卡列尼娜》，就极度依靠顶级的共情能力。
他曾对妻子、友人坦言：「安娜・卡列尼娜不受我的支配，她自己有生命，她推着我往前走。」
普通写手是安排人设、设计剧情，命令角色去完成自己构思好的桥段；当作家共情足够透彻，吃透了一个人的性格、过往、自尊心、软肋之后，人物接下来会干什么，已经由性格注定，不是作者可以随便安排的。
除了共情能力这个天赋外，李彧随后发现了自己的一大优势，那就是信息差。
首先是写作手法，他掌握了很多后世看起来已经烂大街，如今还非常新颖的写作手法。
其次是创意，他脑袋里面有许多后世的文学作品、电影、电视剧，他是最不缺创意的。
信息通常能够影响一个人的成长高度。
比如，后来的京圈能够在改开后，快速发展起来，和他们能够接触到其他人无法接触的信息有很大关系。（海外音像、港台影视剧、摇滚唱片，正规引进数量稀少。对外文化交流、外文书店、驻华外籍人士、留学生、沿海探亲带回来的磁带录像带，绝大多数集中在燕京，其次是广州、上海这类对外开放的前沿城市。）
李彧掌握的这些优势是他异于旁人、让自己脱颖而出的利器。
比如：《有一种果实叫做青梅》写作手法，不是王檬写过的意识流，记忆随意识流动；不是张捷写过的反思，记忆是珍贵的、痛苦的、真实的，主角用记忆控诉时代。而是一种更加现代的东西，是自己篡改自己记忆。
「记忆不可靠，自述不可信，人很难坦诚面对自我。」
方乐的记忆被他自己虚构，虚构不是忘却，是主动把真实事件重写成让自己更加舒适的内容。
心理学上叫「选择性重构记忆」，文学上叫「记忆的叙事造假」。
记忆的叙事造假，在这个时空，在1979年的当下，还是颇为新颖，颇为大胆的写法。
另一个时空，「不可靠叙述者」的成熟写法，还要在很后来才会出现：王朔《动物凶猛》（1991年《收获》）、余桦《在细雨中呼喊》（1991年《收获》）、格绯《褐色鸟群》（1988年《钟山》）。
其中最出名的应该是《动物凶猛》。
这部小说后来改编成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整部视频采用不可靠的回忆叙事。
客观的基础事件真实存在，但中年马小军在回忆的时候，受到青春期自卑、情欲与虚荣心影响，不断修饰、加工过往的记忆。
导演姜纹曾说过「人回望青春的时候，记忆天生就会自我欺骗」。
当然，硬要说热衷于写日记的某大佬，打开了「记忆造假」叙事的先河，也未尝不可。
接下来的几天，李彧把精力都放在了修改上。
他删掉了过于直白的桥段，改写了大篇幅的内容，让整本小说的层次提升了不少。
一周后，《有一种果实叫青梅》正式定稿。
他署上了笔名——「木子」。
这天傍晚，暑气稍减。
李彧把稿纸装进牛皮纸信封，封好。
他从校门出来，沿人民路往东，过虹桥南路，再走百十步，就是邮电局。
邮电局对面是百货大楼。
绿漆门面，排队的人不多。
排队轮到他时，营业员眼皮都没擡：「寄哪儿？」
「南京，《南京文艺》杂志社，挂号信。」
营业员这回擡了下眼皮，从抽屉里拿出一张邮票：一张20分的普16「延安宝塔山」。
「挂号信，两角。」
李彧从口袋里掏出早就准备好的两角，递过去。
他接过邮票，用唾沫舔湿背胶，端正贴在信封右上角，然后用拇指指腹用力压实。
营业员盖完邮戳，扯下一张红色的挂号回执单，推到他面前。
走出邮电局，晚风吹拂着香樟的叶片，发出沙沙的响声。
他回头看了一眼那栋绿色的楼房，心里那点忐忑奇异地平息了下去。
第一次，难免有些紧张，他也不例外！
为了确保第一部小说能够顺利刊登，投稿的《南京文艺》杂志是他精挑细选的。
是！
他一点儿也不嫌弃《收获》《当代》《十月》《花城》《人民文学》《钟山》等等。
可投这些大刊物的都是知名作家。
甚至都有相熟编辑，李彧自觉做不到余桦那样大大咧咧。
即便退稿一卡车仍初心不改，仍旧相信「我命由我不由天」。
真要失败几次，嘴上说什么初心不改、屡败屡战，其实早就陷入了内耗。
他不会模仿余桦，因为他永远做不到余桦那样。
他更喜欢不断地积累小成功，积累足够了，再去兑现更大的成功，「善战者无赫赫之功」才是他的人生信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