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警队的办公室在一栋灰砖楼的二层。
苏棠跟着周建国穿过走廊，脚下的水泥地磨得发亮，墙根刷着一米高的绿油漆，上半截白灰墙已经泛黄。走廊尽头是一扇木头门，门板上钉着块搪瓷牌子，红字写着「刑事侦察股」——这个年代还叫「股」，不叫「队」。
推门进去，烟雾比外面还浓。
屋里摆着三张老式三屉桌，桌上摞满了卷宗，牛皮纸的封面上用毛笔写着案号。靠墙是一排铁皮柜，柜门上的漆掉了好几块，露出底下灰白色的底漆。窗户开着，但没有风，电风扇在屋顶咯吱咯吱转，吹下来的全是热风，混着烟味和汗味。
屋里已经坐着两个人。
一个三十出头的男人，方脸，寸头，袖子卷到胳膊肘，露出两条晒得黝黑的小臂。他面前的桌上摊着一张江城市地图，上面用红蓝铅笔画满了圈和线。看见苏棠进来，他擡起头，目光在她脸上转了一圈，然后落在周建国身上。
「周队，这就是新来的？」
「苏棠，警校分配来的。」周建国指了指那个男人，「这是老刘，刘建国。咱们队的骨干。」
刘建国点点头，没说「欢迎」之类的话，只是把烟叼在嘴里，腾出一只手来跟苏棠握了握。手心有厚厚的茧子，指关节粗大，是常年握枪和翻卷宗磨出来的。
另一个人从角落里站起来。
是个女的，二十六七岁的样子，扎着一条马尾辫，脸圆圆的，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她穿着跟苏棠一样的72式警服，但领口别了一枚团徽。她走过来，拍了拍苏棠的肩膀，力气不小。
「终于来个女的了！我叫赵春梅，你叫我春梅姐就行。」她嗓门不小，整间屋子都嗡嗡响，「我跟你说，这破队就我一个女的，平时连个说悄悄话的人都没有，憋死我了。」
周建国哼了一声：「你少说两句，没人当你是哑巴。」
赵春梅白了他一眼，拉着苏棠到自己桌边坐下，把自己的搪瓷缸子递过去：「喝水喝水，茶泡好了，就是凉了。」
苏棠接过缸子。搪瓷缸子外面印着「为人民服务」的红字，杯壁上有一道磕掉的瓷，露出底下的黑铁。茶确实凉了，浓得发苦，但她喝了一口，没皱眉头。
前世她喝了十几年的浓咖啡，这点苦不算什么。
「行了，」周建国把一份卷宗摔在桌上，「人到齐了，说正事。」
他翻开卷宗，里面夹着几份手写的报案记录和现场勘查笔录。纸是那种薄薄的、带横格的信纸，钢笔字迹有的洇开了，辨认起来有点费劲。
「城东电机厂家属院，昨天晚上八点多，一个老娘们报案说家里进了贼。翻箱倒柜的，丢了粮票布票和三十块钱现金。这是本月城东片区第三起入室盗窃了。」他顿了顿，看向苏棠，「小苏，你刚来，先跟老刘去城东看看。不用你干什么，跟着学就行。」
苏棠点头：「好。」
刘建国把地图折起来塞进裤兜里，站起来拿帽子：「走吧，赶在中午前到，还能问两户。」
赵春梅在后面小声跟苏棠说：「老刘话不多，人不错。你跟着他，能学到真东西。」
苏棠笑了一下，跟刘建国出门。
从分局到城东电机厂家属院，骑自行车要四十分钟。
刘建国骑着一辆二八大杠，车后座绑着一个军绿色帆布包，包里装着勘查箱——说是勘查箱，其实就是一个铁皮盒子，里面放着手电筒、卷尺、放大镜、石膏粉和几把不同型号的镊子。
苏棠骑的是队里借给她的一辆女式自行车，凤凰牌的，车把上系着一根红绸子，不知道是谁系上去的。车轮碾过柏油路，发出细碎的沙沙声。七月的江城市，梧桐树叶子密得透不过光，蝉鸣从头顶倾泻下来，吵得人脑仁疼。
路上经过一个十字路口，路口竖着一块巨大的GG牌，画着一个穿的确良衬衫的女人，手里举着一块上海牌手表。GG牌底下停着一排自行车，卖冰棍的老太太推著白木箱车，箱子上写着「红豆冰棍，五分一根」。
刘建国忽然放慢车速，跟苏棠并排骑。
「城东那片，大多是工厂家属院。电机厂、纺织厂、印染厂，都挤在那一块。人口密，成分杂，治安不好搞。」他顿了顿，「前两天我跟纺织厂的保卫科聊过，他们那边也不太平，但都没报上来，厂里自己压下去了。」
苏棠问：「为什么不报？」
刘建国看了她一眼，似乎在意外她会问这个问题。
「厂里怕影响生产评比。」他说，「盗窃案报多了，年底评先进就评不上。保卫科的人也是厂里的职工，擡头不见低头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苏棠没说话，但脑子里已经在转了。前世她见过太多这种「内部消化」的案子——厂矿企业自己查、自己捂、自己了，最后证据没了，线索断了，真凶逍遥法外。
但这一世她是新人，轮不到她来指手画脚。她只是点了点头，说了句「明白了」。
骑了大约二十分钟，空气里开始有股焦煤味。道路两边的梧桐树渐渐被厂房取代，红砖砌的围墙，墙头上拉着铁丝网。围墙里面是高高低低的烟囱，有的冒著白烟，有的没动静。铁门大开，穿着蓝色工装的工人进进出出，自行车铃声此起彼伏。
刘建国指了指前面：「纺织厂。」
苏棠顺着他的方向看过去。纺织厂的大门比电机厂的还要气派，门柱上贴著白底红字的标语——「工业学大庆」。门卫室门口挂着一块黑板，上面写着各班组的产量排名。厂区里传来织布机的轰鸣声，嗡嗡的，隔着围墙都能感觉到地面的震动。
门口停着一排自行车，有几个女工蹲在路边吃午饭——铝饭盒打开，里面是米饭和炒青菜，筷子是竹子的，用完了在水龙头底下冲一冲，下顿接着用。
苏棠多看了两眼，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她前世办过一个案子，就跟纺织厂有关。那个案子让她学会了一个道理：工厂里的人，知道的事比他们愿意说出来的多得多。
「走，先去家属院。」刘建国催她。
苏棠收回目光，跟着他拐进一条窄巷子。
电机厂家属院是一大片四五层高的红砖楼，楼与楼之间拉着铁丝，晒着床单被褥。楼下是水泥空地，几个老太太坐在马扎上择菜，旁边停着一辆婴儿车，车里的小孩啃着自己的脚趾头。
刘建国把自行车锁在楼下的铁栏杆上，苏棠也跟着锁好车。
他们上了三楼，敲响报案人的家门。
开门的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矮胖，头发用发卡别得整整齐齐，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她一看见警服，眼眶就红了。
「同志，你们可来了！我都等了两天了！」
刘建国掏出笔记本，一支钢笔别在上衣口袋里，他拔下笔帽，语气不紧不慢：「大妈，您别急，慢慢说。东西是哪天丢的？」
「大前天！大前天晚上！」女人把门让开，让他们进屋，「我那天上夜班，晚上八点走的，第二天早上八点回来，一看屋里翻得乱七八糟的。抽屉全拉开了，柜子门也敞着。我攒了半年的粮票，三十斤啊！还有布票，还有三十块钱现金，全没了！」
苏棠站在刘建国身后，没说话，只是用眼睛扫了一遍屋子。
一室一厅的老式格局，房间不大，家具不多——一张双人床，一个三开门的大衣柜，一张折叠桌，两把椅子，墙上挂着一本月份牌，翻到七月。窗户关着，插销完好，没有撬动的痕迹。
她注意到门锁是老式的碰锁，锁舌很短，门框上的锁扣板只拧了两颗螺丝，有一颗已经松了。
刘建国在做笔录，她没出声，只是往门口走了两步，蹲下来看了看锁扣板。
螺丝孔周围的木头上有一道新的压痕，像是被什么东西别过。
她没有立刻说出来。不是因为不想说，而是因为她现在应该是个「什么都不懂的新人」。一个刚报到的女警，不该一眼就看出门锁被做过手脚。她只是蹲在那里看了看，然后站起来，退到一边。
等刘建国做完笔录，两人下楼的时候，苏棠才开口。
「刘哥，那个门锁的锁扣板，螺丝松了一颗。会不会是从外面用什么东西别开的？」
刘建国脚步顿了一下，回头看了她一眼。
「你注意到了？」
苏棠说：「我蹲下去看了一下。」
刘建国没再说什么，走下楼才说了一句：「回去让技术科的来看看。你眼还挺尖。」
苏棠笑了笑，没接话。
从家属院出来，已经快中午了。太阳毒辣辣地晒在头顶，地面烫得能煎鸡蛋。刘建国说去纺织厂食堂吃饭，他们有熟人，可以不用饭票。
纺织厂的食堂在厂区东边，一栋平房，门口排着长队。工人穿着蓝色工装，端着搪瓷饭盆，在窗口前挤来挤去。空气中弥漫着红烧肉的香味——今天是周五，每周一次的「大荤日」，肉菜限量，去晚了就没了。
刘建国领着苏棠绕到后厨，跟一个胖乎乎的大师傅打了个招呼。大师傅姓王，是保卫科王科长的弟弟，跟刘建国认识。
「老刘，今天带新人来了？」王师傅看了一眼苏棠，笑了笑，「女公安啊，少见。」
「警校刚分来的。」刘建国接过王师傅递来的两份饭菜，一份给了苏棠。
苏棠低头看饭盒里装的：二两米饭，一份红烧土豆，几片肥肉片，一勺炒豆芽。在这个年代，这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伙食了。她没有嫌弃，端起来就吃。
王师傅在后厨门口跟刘建国唠嗑，说的都是厂里的事。谁家生了个大胖小子，谁家的闺女考上技校了，谁家的儿子因为打架被派出所叫去了。
苏棠一边吃一边听，没插嘴。
然后王师傅忽然压低了声音，说了句：「沈厂长家那个老三，你们知道吧？知青办上门了，说是要让他下乡。」
刘建国嚼着米饭，含混地问：「哪个沈厂长？」
「就是咱们厂沈厂长啊，沈德茂。他家老三，沈砚之，上面两个哥哥都走了，按道理能留城，但知青办的人说核查过了，不符合留城条件，估计是下乡指针不够。啧啧，那孩子也是命苦，妈走得早，后妈又不管，现在逼着人家下乡。」
苏棠吃土豆的动作没停，但她记住了这个名字。
沈砚之。
「那孩子不乐意？」刘建国问。
「能乐意吗？」王师傅把烟点着，「听说他妈——亲妈——就埋在城外的陵园，那孩子每个礼拜都去。你说他下了乡，谁给他妈上坟？」
后厨有人在喊王师傅，他叼着烟转身回去了。
刘建国把饭盒里最后一口米饭扒拉干净，站起来抹了把嘴。
「走吧，下午还要去印染厂那边看看。」
苏棠把饭盒还回去，跟着刘建国往外走。
经过厂区的主干道时，她远远看见一个人。
那人从家属区的方向走过来，穿着一件白色的确良短袖衬衫，袖子挽到小臂，手里拎着一个网兜，网兜里装着一个保温桶。他走得不快，步子很轻，像是不愿意弄出声响。他低着头，额前的碎发挡住了半张脸，但苏棠还是看到了——皮肤很白，轮廓很深，不像工人，倒像画报上走出来的人。
王师傅在后面喊了一声：「砚之！你爸在办公室等你呢！」
那人擡起头，往这边看了一眼。
就一眼。
苏棠没有跟他目光对上，因为她在看别处。但刘建国的脚步顿了一下，低声说了句：「那就是沈厂长家老三。」
苏棠「哦」了一声，没回头。
她走过去了。
身后传来脚步声，轻轻的，渐渐远了。
她不知道的是，那个人也在看她。看她的警服，看她的背影，看她被梧桐树叶漏下来的光斑照得一闪一闪的肩膀。
他没说什么，拎着保温桶，拐进了另一条巷子。
苏棠上了自行车，跟在刘建国后面，骑出了纺织厂的大门。
蝉还在叫。
七月的江城，热得像蒸笼。
但她记住了那个名字。
沈砚之。
不是因为他在人群中多好看，而是因为他拎着保温桶的样子，跟她前世见过的某个人很像——都是那种，在人群里安安静静的、不争不抢的、让人觉得「这个人不该吃苦」的。
她把这个念头甩了甩，踩快了自行车。
前面还有案子等着她。
至于那个拎保温桶的年轻人，不过是一闪而过的一个身影罢了。
她这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