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纺织厂食堂出来，日头正毒。
苏棠跟在刘建国身后，推着自行车走在厂区的水泥路上。路面被太阳晒得发烫，轮胎碾过去，留下一道浅浅的黑印子。路两边是成排的法国梧桐，叶子被晒得打了卷，蝉声密得像一张网，把人整个罩在里面。
刘建国一边走一边翻他的笔记本。那个本子用牛皮纸包了封皮，边角磨得起了毛，里面密密麻麻记着各种线索——报案时间、证人姓名、可疑人员的特征。苏棠瞥了一眼，字迹潦草但整齐，每个条目前面都标了日期和地点，是那种做事极有条理的人。
「印染厂的案子跟电机厂的不一样，」刘建国头也没擡，「那边丢的是厂里的布匹，不是个人财物。保卫科报上来的时候说可能是内贼，但查了一圈没查出来。下午过去，先跟他们保卫科的人碰个头。」
苏棠应了一声，脑子里已经在盘算。入室盗窃和厂内盗窃虽然性质不同，但在这个年代，很多盗窃案都有共同的特点——作案者往往是熟悉环境的人，不是邻居就是同事。前世的经验告诉她，这种案子最难的不是找线索，而是让人开口。工厂里的人，擡头不见低头见，谁都不想当「告密的」。
他们走到厂区大门口，刘建国停下来跟门卫说了几句话。苏棠站在旁边等，目光无意识地扫过门口的黑板报。黑板报上写着「大干快上，超额完成三季度生产任务」，粉笔画了红彤彤的太阳和几个握拳的工人。黑板报旁边贴着一张皱巴巴的通知，上面盖着知青办的公章。
她还没来得及看清内容，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同志，麻烦让一下。」
苏棠侧身让开。
一个年轻人从她旁边走过去，手里拎着那个网兜，网兜里的保温桶在阳光下反着光。这次她看清了他的正脸——不是完全看清，因为他低着头，额前的头发挡住了半边眉眼。但她看到了他的侧脸：鼻梁很高，下颌线条干净利落，皮肤白得在这个满厂都是灰扑扑工装的人群里显得突兀。
不是那种病态的白，是晒不黑的那种白。
他穿着一件白色的确良短袖衬衫，扣子系到最上面一颗，袖口挽了两道，露出小臂。裤子是藏蓝色的，熨得有裤线，脚上一双黑色灯芯绒面布鞋，干干净净的，鞋面上没沾什么灰。
在这座灰扑扑的工厂里，他像是一张不小心夹进旧书里的新书签。
苏棠只看了他一眼，就收回了目光。
但她注意到一个细节：他拎保温桶的手指关节发白，像是攥得很紧。他的步子很快，但不是那种从容的快——是那种想尽快离开什么地方、不想被任何人拦住的快。
「小苏，走了。」刘建国已经骑上了车。
苏棠跨上自行车，跟着他骑出了厂门。
她没回头，但耳朵里还留着那个人走路的脚步声——轻轻的，几乎不发出声响，像是从小就学会了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下午从印染厂出来，已经快四点了。
印染厂的案子比预想的要复杂。丢的布匹不是成品，是半成品，藏在仓库最里面。保卫科的人说是外贼，但苏棠看了仓库的门锁——那种老式的挂锁，锁鼻上全是锈，要用钥匙开都得费半天劲，外人根本打不开。
她没有当场发表意见，只是把现场的细节记在了脑子里。
回到分局，已经快下班了。刘建国让她先走，自己还要整理今天的走访记录。苏棠把自行车锁在楼下的车棚里，走进分局大楼。
走廊里有人在下棋，两个人蹲在长条椅两边，中间搁着一块木板当棋盘，棋子是木头疙瘩刻的。走廊尽头的水房里传来水龙头哗哗的声音，有人在洗茶缸子，有人扯着嗓子喊「老李电话」。
苏棠推开刑警队办公室的门，里面只有赵春梅一个人。她坐在桌前，面前摊着一本《刑事侦查学》，一边看一边在笔记本上抄东西。
「春梅姐，还没走？」
赵春梅擡头看了她一眼，把书合上：「等你呢。第一天出去跑，感觉怎么样？」
苏棠在她对面坐下，把今天看到的两个案子简单说了说。她没有说太多自己的判断，只是客观地叙述了看到的现场和听到的证词。但赵春梅是个老刑警了，一听就听出了门道。
「你是觉得电机厂那个案子，门锁有问题？」赵春梅问。
「锁扣板的螺丝松了一颗，可能是被别过的。」
赵春梅盯着她看了两秒钟，忽然笑了：「周队说你眼尖，还真没说错。我干了三年，头一回听说新来的第一天就能看出门锁不对劲的。」
苏棠笑了笑，没解释。
「不过你这个习惯好，」赵春梅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干咱们这行，就是得心细。男的粗心，你看老刘，跑了二十年现场，有时候还不如我这个女的看得细。」
她走到窗边，把窗户推开一条缝，外面的热风灌进来，带着一股烧烤的味道——楼下有人在烤红薯，铁皮桶改的炉子，红薯的焦香味混着煤烟味，倒也不难闻。
「对了，」赵春梅忽然转过头，「你住的地方安顿好了没有？」
「差不多，就是缺个煤炉子。早上想烧水都没地方。」
「我那儿有个多的，明天我给你带过来。」赵春梅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常，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苏棠没有推辞。她知道这个年代的人，帮忙就是帮忙，不需要客气，也不图回报。
「谢了，春梅姐。」
赵春梅摆摆手，拿起桌上的军绿色帆布挎包，把书塞进去：「走吧，我请你吃晚饭。国营二食堂的红烧带鱼不错，就是贵点儿，一份要四毛钱。我攒了两斤粮票，够咱俩吃的。」
苏棠想说「我请你」，但摸了摸口袋——今天早上出门时她数过，口袋里还有中午买馒头花掉的几毛钱，加上剩余的，总共不到两块。这个月工资三十二块，已经花了一部分置办生活用品，剩下不敢乱花。
她没说什么，跟着赵春梅出了门。
国营二食堂在分局斜对面，过一条马路就到。
门面不大，门口挂着「工农兵饭店」的牌子，红色的油漆已经斑驳了。推门进去，扑面而来的是炒菜的油烟味和嘈杂的人声。十几张方桌，铺著白底蓝格的塑料壁纸，桌上搁着一双竹筷子，筷筒是铁皮罐头盒改的。天花板上吊着两盏日光灯，有一盏在闪，明灭不定地照着墙上那张「禁止吸烟」的标语——标语底下坐着的人全在抽烟。
赵春梅找了个靠墙的位置坐下，苏棠坐在她对面。服务员过来，赵春梅点了红烧带鱼、炒青菜和两碗米饭，又加了一碗番茄蛋花汤。苏棠算了算，这顿饭大概要一块多钱，想说什么，赵春梅已经把钱和粮票递过去了。
「别跟我客气，」赵春梅说，「以后你发工资了请我吃回来就行。」
等菜的功夫，赵春梅开始跟苏棠聊队里的事。谁办案子有一手，谁只会坐办公室喝茶看报，哪个派出所的所长是个好样的，哪个分局的副局长办案子从来不冲在前面。苏棠一边听一边记，不是记在本子上，是记在心里。前世她当过领导，知道一个单位里的人情世故比案子本身还复杂。
菜上来了。红烧带鱼做得确实不错，鱼肉紧实，咸鲜适口，配着米饭吃很下饭。苏棠吃得很慢，不是因为不饿，是因为她还在想白天的事——电机厂的门锁、印染厂的挂锁、刘建国笔记本上那些密密麻麻的线索，还有纺织厂门口那个拎保温桶的年轻人。
「春梅姐，」苏棠夹了一筷子青菜，假装随意地问，「纺织厂的案子，咱们管不管？」
赵春梅正在啃带鱼，含混地问：「纺织厂什么案子？」
「没有案子。我就是听食堂的大师傅说，那边最近治安也不太平。但好像没报上来。」
「厂矿企业的事，不好说。」赵春梅放下筷子，擦了擦嘴，「他们保卫科有自己的人，能压的就压了。除非出了大事，打死人了或者丢了大额公物，才往上报。小偷小摸的，人家自己就能查。」
苏棠点了点头。
赵春梅忽然压低声音：「你听谁说的？食堂大师傅？是不是姓王的那个？」
「嗯。」
「他那个人，嘴碎得很，满厂的事没有他不知道的。」赵春梅端起汤碗喝了一口，「不过他说的事，十有八九是真的。上次他跟我说纺织厂副厂长跟出纳有一腿，过了不到一个月，两个人真被处分了。」
苏棠笑了笑，没接话。
赵春梅放下汤碗，忽然叹了口气：「说起来，纺织厂沈厂长家那个老三，你知道吧？今天中午王师傅是不是也跟你说了？」
苏棠心里一动，面上不动声色：「提了一嘴。」
「那孩子挺可怜的。」赵春梅把碗里的汤喝干净，放下碗，「他妈三年前没了，他爸没多久就续弦了。后妈带来一个儿子一个闺女，对他不冷不热的。他上面两个哥哥，一个下乡去了黑龙江，一个在外地工作，就剩他一个在家。」
「按道理他能留城？」
「按道理能。多子女家庭，可以留一个在身边照顾父母。但问题是——」赵春梅压低声音，「知青办的人说他们家已经有一个留城了。他那个继兄前年办的手续，说是身体不好，留城安排了工作。现在指针就没了。」
苏棠皱了皱眉：「他继兄是真的身体不好？」
赵春梅耸了耸肩：「谁知道呢。反正人家手续齐了，知青办认了。现在轮到老三了，指针用完了，要么下乡，要么——」
「要么什么？」
「要么结婚。」赵春梅用筷子点了点桌子，「跟城里户口的人结婚，就不用下乡。这是政策。但你说他一个二十岁的大小伙子，连个对象都没有，上哪儿结婚去？」
苏棠没说话。
她想起今天中午在食堂门口看到的那个年轻人——拎着保温桶，低着头，走得很快。她想起他苍白的指关节，想起他像猫一样不发出声响的步子。她想起保温桶。那个保温桶是旧的，白瓷漆掉了好几块，但擦得很干净。他拎着它去了哪里？给谁送饭？
她想起王师傅说的：他每个礼拜都去给他妈上坟。
「所以他不想下乡？」苏棠问。
「谁想下乡啊。」赵春梅把最后一块带鱼夹走，「黑龙江那地方，冬天零下三四十度，别说干活了，光待着都够呛。他一个没干过重活的少爷，下去了能不能回来都两说。」
苏棠把碗里的米饭吃干净，放下筷子。
她想起来，今天中午从食堂出来的时候，刘建国跟她说过一句话。那时他们刚骑车出了纺织厂大门，刘建国忽然头也没回地说了一句：「纺织厂那边的治安问题，过阵子可能还得去一趟。你有空可以先摸摸情况。」
她当时没多想，现在想来，刘建国可能是故意带她去纺织厂食堂的。不是为了吃饭，是为了让她「先摸摸情况」。
这个师父，话不多，但心思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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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饭，天还没黑透。七月的江城市，太阳落得晚，天边还剩一层橘红色的光，把梧桐树顶的叶子染成了铜色。
苏棠和赵春梅在分局门口分了手。赵春梅骑上车往南走了，苏棠往北走——她住的地方在老城区的一条巷子里，从分局走回去要十五分钟。
她走得很慢。不是累了，是在想事。
三十二块钱一个月的工资，十平米的筒子楼宿舍，一个搪瓷缸子，一条补丁摞补丁的棉被，一辆旧自行车。这就是她在1979年的全部家当。
但她不觉得苦。前世她在省厅的时候，有一百二十平米的房子，有车，有手机，有电脑，有刷不完的信用卡。但那些东西没有一个能让她在凌晨两点四十七分的时候，不倒在办公桌上。
这一世，她想要的不一样。
她想要一个家。不是一间屋子，是一个等她回去的人。
走到巷口的时候，她停了一下。
巷口的路灯下，站着一个老太太，正在收晾在绳上的床单。床单被风吹得鼓起来，像一面帆，老太太够不着，踮着脚在那儿够。
苏棠走过去，帮她把床单拽下来。
老太太眯着眼睛看她：「你是新搬来那个女公安？」
「嗯。」
「好好好，」老太太把床单叠好夹在腋下，「公安好，住在这儿安全。」
苏棠笑了笑，拐进巷子，上了楼梯。
楼道里的灯泡换了，不知道是谁换的，比昨天亮了一些。她摸出钥匙开门，推门进去，屋里黑漆漆的，有一股潮气和旧报纸的味道。
她拉亮灯。
白炽灯泡晃了一下，亮了。
十平米的小屋，空空荡荡。床上的被子叠得方方正正，床头柜上搁着那本压枕头用的书，是一本《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扉页上写着「1977年印刷」，定价三毛八分钱。
她坐到床沿上，脱了鞋。
水泥地的凉意从脚底板传上来，跟前世她在办公室熬夜时地板的凉意不一样。那个凉是空调吹出来的，干燥的、机械的。这个凉是地气，湿漉漉的，带着泥土和石灰的味道。
她躺下来，盯着天花板上的水痕。
明天还要去印染厂。
后天可能还要去纺织厂。
那个人——那个拎保温桶的年轻人——她会不会再遇到他？
她不知道。
但她想起今天中午他走过去的那一刻，风把他的衬衫吹起来，后背的布料贴在他身上，露出肩胛骨浅浅的轮廓。那是干过一点活但没干过重活的肩胛骨。是被人养大但没有被人宠大的肩胛骨。
她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
窗外的蝉还在叫，叫得比白天还响。
1979年7月的夜晚，没有空调，没有手机，没有电视。只有蝉声、煤烟味、和水泥地往上返的凉意。
苏棠闭上眼睛。
明天，她还要去纺织厂。
也许不是为了案子。
她没想明白是为了什么，但也不着急想明白。
重活一次，有些事，慢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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