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念的父亲，从来不是一个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女儿的人。
这在青城大学的教授圈子里，算是一件稀罕事。他见过太多同事，从孩子还没上小学就开始规划人生路线——学什么专业、上哪所大学、出国还是考研、进体制还是去企业，每一步都安排得明明白白，像在画一张精密的设计图，孩子的任务就是照着图纸施工，不能有一毫米的偏差。
江教授不这样。
不是因为他不想为女儿好，恰恰相反，是因为他太想为她好了，所以他反复告诫自己：她的人生是她的，不是你的延伸，不是你的续集，更不是你未竟梦想的替代品。
这个工作对女孩子来说太过艰苦，需要进入到实地环境，取水采样，他不希望自己捧在手掌心的宝贝吃这样的苦，也舍不得女儿吃去吃这份苦。毕竟自己的宝贝女儿已经吃了没有妈妈的苦了，他只希望女儿能够快快乐乐的生活，跟随这自己的内心去选择，无论是职业还是爱情，不被世俗所烦扰。
江念从小就对颜料和画布着迷，对色谱和光影敏感得不像话，对江河湖海的水质指针却提不起半点兴趣。她可以在画室里待上一整天不吃不喝，却不愿意在实验室里多待一个小时。她提起某个画家的名字时眼睛会发光，但说起COD、BOD、重金属离子这些江教授天天挂在嘴边的词，她的表情就像在听一门她不打算选修的课。
大学的时候江念依旧选择了绘画专业。毕竟是自己从小坚持学到大的，而且江念在绘画上面也是有点小天赋。她的画可以穿透人的内心，不画眼泪，却能感受到人物内心的痛彻心扉。
江念记不清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画画的。
也许是三岁那年，她趴在客厅的地板上，用一支红色的蜡笔在白纸上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圆，然后指着那个圆对父亲说：「爸爸，这是太阳。」父亲看了很久，然后把她举过头顶，在房间里转了好几圈，笑得像个孩子。
也许是七岁那年，美术老师在班上展示了她的画，说她「有天赋」。她不懂什么叫天赋，但她记得那一刻心里涌上来的那种感觉——不是骄傲，不是得意，而是一种很笃定的、像是找到了什么很重要的东西的感觉。
也许是十三岁那年，母亲去世后，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张接一张地画，画窗外的树，画桌上的花瓶，画记忆中母亲模糊的轮廓。她不说话，不哭，把所有说不出口的情绪都倾注在画笔上。画完了，心里就松了一点。那时候她隐约明白了，画画对她来说，不只是喜欢，是救赎。
后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
艺考、美院、油画专业、毕业创作、参加展览、被画廊看中、签约、办个展——一条路走下来，有坎坷，有低谷，有过画不出来的时候，有过怀疑自己是不是选错了路的时候，但她从来没有想过放弃。
因为不画画的日子，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
她想做个策展人。
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用学术术语把人砸晕的策展人，而是那种真正懂画、懂画家、懂观众的策展人。她知道每一幅画背后的故事，知道画家在画这幅画的时候是快乐还是悲伤，知道哪幅画应该挂在哪个位置才能让观众在第一眼就被打动。
她形容自己是自由的风。
这个比喻，是她自己想的。
那时候有人问她：「江念，你觉得自己像什么？」她想了很久，说了四个字：「自由的风。」
原本她也不是这样的性格，她向往爱情，对爱情充满着憧憬。在那些还没有被生活打磨过的年月里，江念是一个相信爱情的人。不是那种挂在嘴边的相信，而是骨子里的——她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是专门为她而来的，会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以一种刚刚好的方式出现在她的生命里。
那段往事，江念很少提起。
那年秋天，学院组织了一次外出写生，地点是江南的一个古村落。白墙黛瓦，小桥流水，满村的柿子树上挂着橙红色的果实，衬着灰蓝色的天，像一幅淡彩的水墨画。
写生课的规矩很简单——两人一组，自由组合，每组选一个角度，三天后交一幅完整的作品。
江念到得晚，等她背着画具走到集合点的时候，大部分人都已经组好了队。她站在人群外围，正四处张望有没有落单的同学，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
「你也是一个人？」
她转过身。
一个高高瘦瘦的男生站在她面前，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画袋，帽檐压得很低，只露出一双很亮的眼睛。他看着她，嘴角微微上扬，那笑容不大，却让人觉得舒服——不是那种社交场合里的标准笑，而是真的在笑，带着一点「我们同病相怜」的自嘲。
「嗯，我来晚了。」江念说。
「那咱俩凑一组？」他歪了歪头，语气随意得像在问「要不要一起吃饭」。
「好。」
就这样，他们成了同一组的搭档。
后来江念才知道，他叫沈鹤亭，建筑系，和她同届。他们之前从未说过话，甚至连对方的存在都不知道。如果不是那次写生，如果不是他们都来晚了，如果不是恰好只剩他们两个没有组队——他们的轨迹大概永远不会相交。
但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不需要轰轰烈烈的情节，只需要一个恰到好处的「恰好」。
沈鹤亭，家里还有一位姐姐，结婚后依旧与他的父母住在一起，都在自己的公司里面上班。他们过得比大多数分开住的家庭还要和睦，至少在钱上面没有挣得头破血流。在沈鹤亭上学的期间，姐姐经常自掏腰包给沈鹤亭购置绘画耗材，家庭氛围算得上和睦。
他父亲沈定邦经营的那家小公司，做的是工业零配件的生意，客户不算多，但个个稳定，每年至少有一百万的净利润入帐。
江念与沈鹤亭中间一直都有个窗户纸没有捅破，两个人就一直这样接触着，也见过各自的好友和家人，好友调侃时，对于是否在交往中也都双双否定。可在外人的眼中他们分明就是一对。
每次江念出去旅游回来，沈鹤亭都会去高铁站、机场接江念，而江念也会带着当地的伴手礼回来，送给沈鹤亭的家人，让他们也尝一尝当地的特色食品。虽然两个人也会有争执，但是争执过后，两个人又和好如初。
沈鹤亭时刻记得江念的喜好，这让江念心里暖暖的。江念也开始期待着沈鹤亭的告白，江念认为一段好的开始应该由一束鲜花和一次正式的告白开始。哪怕没有这些，只要两个人就这样在一起也是幸福快乐的。
可幸福就在毕业那年戛然而止。
沈鹤亭的家里人对他的终身大事一直很上心，或者说，过于上心了。在沈家父母看来，儿子到了该结婚的年纪，事业也算稳定，剩下的头等大事就是找个门当户对的姑娘，若能在家族事业上帮衬一把那就再好不过了。至于沈鹤亭自己有没有喜欢的人、在跟谁交往——这些问题，似乎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几经辗转，沈鹤亭的父母在亲戚的安排下，给沈鹤亭安排了一场相亲，对方家里经营着一间工厂，在青城的制造行业也是能够排的上号的，这样的条件很难不让沈鹤亭的家里心动。如果搭得上这根线，至少自家公司的年收入可以翻两倍。
而江念的家庭条件，江念从来没有告诉过沈鹤亭，她觉得只要两个人相爱就足够了。
沈鹤亭的家人开始让他多次往返于相亲对象家，每次去相亲对象家，江念都联系不上沈鹤亭。江念琢磨不清沈鹤亭的态度，追问沈鹤亭的想法。
「江念。」他终于开口了，声音很低，低到像是从胸腔里挤出来的，「都是他们逼我去的，我不想去的。」
他的语气里有一种无奈，一种被夹在中间的无力感。像一个被两股力量拉扯的人，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站在原地动弹不得，只能任由自己被拽来拽去。
江念听着这句话，心里忽然涌上一股复杂的情绪。她信他。她相信他不想去。但她同时又觉得，光相信是不够的。她需要的不只是他的无奈，而是他的态度——一个明确的、坚定的、能让她安心地站在原地的态度。
「那你有没有跟他们说过？」江念问。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
那个沉默，比任何回答都要残忍，觉得可能要失去他了。
几个月后，沈鹤亭与江念一次外出游玩，沈鹤亭谈起家里要安排他们订婚，他不想，但是拗不过家里人的安排，最终沈鹤亭同意了订婚，他还邀请江念去参加他们的订婚宴。
江念搞不清沈鹤亭的想法，她不知道沈鹤亭是怎么看待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那他们之前的亲密举动在沈鹤亭的眼里算什么？如今又要江念亲眼见证他是如何拥有别的女人，江念想不通也过不去这个坎。
沈鹤亭没办法。
他不是一个能对家人说「不」的人。或者说，他的「不」字太轻了，轻到风一吹就散了，落在地上连个响动都没有。但沈鹤亭的这种事事顺从的态度，让江念觉得沈鹤亭过于的妈宝男。
而江念一直想不通为什么两人之间的关系会变成这样，反思自己。她有时候会想，如果当时他们中的某一个人勇敢一点，把那层窗户纸捅破了，结局会不会不一样？会不会在一起，会不会走下去，会不会今天陪在她身边的是他而不是别人？
当江念意识到自己的状态不对时，是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下午。
她发现自己已经盯着电脑屏幕上同一行字看了整整七分钟，一个字都没读进去。脑子里全是他的影子——他说过的话，吃饭时为她烫过的碗，做过的饭，剥过的虾。
她知道这样下去不行。那些思念像潮水一样，白天退一点，晚上就涨得更凶。她试过强迫自己不去想，但越是压抑，那些画面就越是清晰。她需要一个更狠的办法。
于是她开始疯狂地让自己忙起来。
朋友们都说她变了，变得积极了、阳光了、充实了。只有她自己知道，这份充实下面是空的。像一只拼命往里面塞东西的箱子，塞得满满当当，盖子勉强能盖上，但打开一看，里面全是不值钱的填充物，真正珍贵的那样东西，早就被压在最底下，看不见，也拿不出来。
原来忙了一天又一天，她还是没能忘记他。那些忙碌像一层薄薄的冰面，看着结实，人一踩上去就碎了。她骗过了所有人，甚至骗过了白天的自己，但在深夜的这一刻，所有的伪装都碎了，露出底下那个真实的、软弱的、还在想念着他的江念。
她不相信时间治不好这一切。如果治不好，那就是时间还不够长，忙碌还不够多。继续把自己填得满满当当，直到有一天，那个人的名字再也不能在她心里激起任何波澜。
慢慢的，两人之间不再联系，再打扰就显得自己多余了，江念的生活逐渐回归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