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春，毛泽东走出兵营，结束了为时半年的军旅生涯之后，决心继续求学。但究竟要上什么学校，学什么专业，将来做什么工作？他并没有固定的想法，只要对国家、对民族有利，学什么，干什么都可以。
那时候，报纸上刊登着各类学校的招生广告，有警官学校的，有政法学校的，有肥皂制造学校的，有商业学校的。这些广告对一般的青年确实富于吸引力。看着这些广告，毛泽东想着当警官和法官可以伸张正义；当制造工程师可以富国利民；当经济学家就能为国家经济建设尽力。这样，每校每次一元的报名费，他先后缴纳了五六元。翻来覆去选择的结果，他考取了甲种商业学校。尚未入学，他又看见了高等商业学校的广告。广告上说这所学校是省立的，课程设置先进，教师水平高，教学条件好。毛泽东怀着做一名“商业专家”的理想，向这所学校报了名，同时写信告诉了家中的父亲。父亲向来赞成儿子经商，在毛泽东小时还曾打算送他到米店当学徒，接信后自然满心欢喜，大力支持。但新有新的难处。在这所时髦的高等商业学校里，半数以上的课程都使用英语教学，教科书也是英文原本。和其他许多刚被录取的新同学一样，毛泽东的英文程度并不高，适应不了这里的学习生活。他在入学一个月之后，便不得不离开这所学校。
离开高等商业学校后，毛泽东继续在报纸上的招生广告中寻找适合于他的学校，结果他考取了湖南省立高等中学校（当年下半学期改名为湖南省立第一高等中学校）。发榜时，毛泽东名列第一。这所中学的校长符定一先生和教员们都很重视考取第一名的新生毛泽东，特别赏识他的文章，甚至怀疑应试的文章是不是他自己作的，因而再次进行了面试。面试的结果和上次考试一样，毛泽东的文章的确作的很好。大家对毛泽东更加器重，要他一定要前来就学。
省立高等第一中学规模很大，在当时，是一所办得较好的学校。毛泽东希望在这里学得更多的知识。在这里，毛泽东写了不少作文，其中有一篇是《商鞅徙木立信论》。
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说的是，战国时期伟大的改革家商鞅，为了取信于民，在秦国推行变法，就在秦国都城的南门外竖了一根木桩，宣布谁能把它搬走，就赏他十两金子。这根木桩很容易搬动，但赏金又这么多，刚开始谁也不相信会有这么好的事，没人敢去搬。商鞅见没人响应，又宣布，谁能搬，赏金五十两。后来有一个胆大的人上前搬走了木桩，商鞅当即发给了他赏金。人们这才相信政府说话是算数的。商鞅随即颁布新法，在全国推行。
毛泽东在《商鞅徙木立信论》中，借用这一历史故事，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紧紧围绕“立信”二字，从立法的角度和法与民的关系上，论述了要取信于民，必须做到立法有利于民和政府与人民必须有良好关系的道理，揭露了长期以来封建统治者失信于民和愚民政策的本质。他在文章的最后写道：“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毛泽东这篇六百字的短文，言简意赅，文笔犀利，深得老师的赏识。国文教员柳潜阅后，称赞毛泽东“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他给这篇作文打了一百分，并在文题上方写了“传观”二字。柳潜老师对毛泽东的作文除多处串圈外，还作了眉批和文末总评。他在批语中写道，这篇文章“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入古”。他感叹：“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他赞扬这篇文章“有法律知识，是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
毛泽东良好的国文基础和高超的写作能力很快就在学校传开了。很多教师对毛泽东都很赏识，有一位国文老师还特此借给毛泽东一本《御批通鉴辑览》。这本书内容丰富，对毛泽东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使他从中受到了不少教益。通过看这本书，他觉得自己读书，独立钻研，也许比进学校更有益处。于是，他制订了一个完全自修的读书计划。再加上这所学校的规则非常繁琐，课程设置在毛泽东看来既肤浅又限制颇多，满足不了他的求知欲望。因此，他在这所学校住了六个月便退学了。
1912年7月，毛泽东离开湖南省立第一高等中学后，寄居在位于长沙城新安巷的湘乡会馆，开始了艰难而又充实的自学生活。
长沙城内有一座著名的定王台。定王台并不很高，但台上有楼，也很壮观。湖南省第一个图书馆就设立在这里。它是清朝末年利用定王台的建筑开辟，故又被称为定王台图书馆。图书馆的楼上为书库，放置着各类中外书籍，楼下大厅是阅览室，接待前来借阅的读者。馆内还有花园，园中有一个小小的金鱼池。由于图书馆开办时间不长，经常来看书的人并不很多，倒也显得清静雅致。
每天图书馆一开门，便有一个身材高大、穿着朴素的年轻人文质彬彬地走进馆里，不声不响地到书架上取了书，就静静地伏在阅览桌前聚精会神地阅读起来，直到关门的时间到了，才站起身来依依不舍地离去，天天如此，风雨无阻，从不间断。这位青年，就是发愤自学的毛泽东。毛泽东在图书馆自学十分刻苦，一坐就是一整天，只有中午肚子饿了才到街上买点吃的，这也算是他惟一的休息时间。
高尔基说过：“我扑在书本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毛泽东则说他自己一到图书馆“就像牛进了菜园”。图书馆收藏着各种各样的书籍，就像一座知识的宝藏。毛泽东初进图书馆时，真是又惊又喜，恨不得一口气把这些书全都读完。什么书他都找来读，中国的经史子集，外国的文学、哲学、经济、历史、地理书籍，他无所不看。特别使他大开眼界的是译成中文的世界名著，如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原始论》、赫胥黎的《天演论》、穆勒的《名学》、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和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民约论》等。另外，毛泽东在这里还阅读了古代希腊、罗马的文艺作品。这些书，毛泽东每阅读一本，都觉得有新的内容、新的收获、新的体会。在这里，毛泽东如饥似渴地阅读，深入细致的思考，并联系社会实际，进行比较、分析和研究，获得了大量的知识，受到了空前的启示。
这个图书馆的墙上挂着一张很大的“世界坤舆大地图”。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见到的世界大地图。每次走过这里，毛泽东总要在它面前站立很久，总要怀着极大的兴趣仔细看看。从这张地图上，他看到世界很大很大，中国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他想，世界如此之大，人口一定很多，人生在世，都希望过得幸福一些。但是，他从自己的经验出发，联系在湘乡、韶山一带的所见所闻，觉得一般人的生活都过得并不好。他认为这是不合理的现象。那么，要改变这种现象，就要革命。革命靠谁？就靠青年。毛泽东深深感到自己和所有的青年肩负着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的历史使命，任重而道远。
就这样，毛泽东白天到图书馆看书，晚上回湘乡会馆寄宿，艰苦而清贫地度过了半年多的自修生活，学到了古今中外的许多新知识。他自己也觉得这是“极有价值”的半年。
正当毛泽东海绵吸水般如饥似渴地汲取新知识的时候，他的自修道路上又出现了新的障碍。首先是经济来源竭蹶，生计成了问题。这是因为父亲觉得儿子在省城既不进学校，又不谋职业，发展下去不可想象，因而不能再给他接济。再加上住处也成了问题。湘乡会馆除了住有许多学生外，还住有不少被遣散的士兵，他们经常寻衅滋事，打架斗殴，搞得会馆不得安宁。这里再也不能住下去了，毛泽东必须另找栖身之处。
看来继续自修的路是走不通了，毛泽东必须另想办法。
一天，毛泽东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广告：
“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招生！”
招生广告上说，本校不收学费和膳食费，学生毕业之后为教育服务。广告上还强调说，“教育乃立国之本”，欢迎有志报效国家的青年前来投考本校，以献身于教育事业。
看到这则广告，毛泽东心里十分高兴。师范学校的招生条件，正适合于他这样的劳动人民的子弟，而且还能解他燃眉之急。另则，从前途考虑，他觉得自己的气质也最适宜教书。毛泽东的两个朋友也都极力劝他报考第一师范，并希望他帮助他们一起考取。毛泽东把这个情况写信告诉了家里，家里人也十分赞成。
于是，毛泽东和他的两个朋友都去投考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他除了写自己的论文外，还替两个好友各写了一篇。结果三个人全被录取了，大家高兴得不得了。很多年之后，毛泽东想到这件事，还开玩笑地说他自己考取了三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