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纺织厂回来之后的两天，苏棠没再去过那边。
印染厂的案子有了新进展。保卫科内部排查没查出结果，案子正式移交给分局刑警队。刘建国把卷宗丢给她，说了一句：「你先看看，理个头绪出来。」
苏棠用了一天时间把那本薄薄的卷宗翻了三遍。
卷宗里的信息不多：丢失的是一批半成品棉布，共计十二匹，从仓库最里面的货架上不见的。仓库门锁完好，窗户有铁栏杆，没有撬动的痕迹。保卫科的人怀疑是内贼，但排查了所有能接触仓库钥匙的人——仓库保管员、两个搬运工、一个库房主管——都没有找到证据。
苏棠在笔记本上画了一张仓库的平面图。门在东边，货架南北向排列，丢失的棉布放在最里面靠西墙的货架上。要从那个位置把十二匹布搬出去，不经过仓库门口是不可能的。但门口有保卫科的值班室，夜里有人值班，不可能有人扛着十二匹布大摇大摆走出去。
除非——
她把「除非」两个字圈了起来，没有往下写。
第二天下午，刘建国让她去印染厂一趟，跟保卫科的人再核实几个细节。苏棠一个人骑了车过去，办完事出来，还不到四点。
太阳偏西，热度退了不少。印染厂在城东，纺织厂在城东偏北，两个厂离得不远，骑车只要十几分钟。苏棠骑上自行车，往北拐了个弯。
她没想好要去纺织厂干什么。也许是想再去居委会坐坐，多了解一些情况。也许是想去家属区转转，看看23号楼周围的环境。也许是别的什么原因。
她对自己说，这是为了工作。
纺织厂的家属区比上次来的时候更安静。下午四点多，上班的人还没回来，楼下只有老人和小孩。几个孩子在空地上拍画片，蹲在地上，小手拍得啪啪响。一个老大爷坐在马扎上听收音机，收音机里放着评书，单田芳的嗓子沙哑浑厚，说的是《隋唐演义》。
苏棠把自行车停在23号楼楼下，擡头看了一眼。
302室的窗户还是拉着窗帘。但今天窗帘拉开了一条缝，能看到里面白色的墙壁和一小截桌角。
她在楼下站了一会儿，不知道该不该上去。
然后她听到身后有脚步声。
很轻的脚步声，像是怕惊动什么似的。她没有立刻回头，而是等那个声音到了近处，才转过身去。
沈砚之站在她身后两步远的地方。
他穿着一件浅灰色的确良短袖衬衫，这回不是白色的，但同样干净。领口没有扣子，露出锁骨下面一小片皮肤，白得几乎透明。他手里没有拎保温桶，而是拿着一把用旧报纸包着的花——不是花店里卖的那种，是路边采的，野菊花和不知名的白色小花，用一根草绳扎着，草绳系了一个不怎么好看的结。
他看到苏棠的时候，愣了一下。
那个愣神很短暂，大概只有一秒。但苏棠看到了——他先是认出了警服，然后认出了她的脸，然后眼睛里闪过一种她说不清楚的东西。不是惊慌，不是戒备，更像是……意外。意外在这里看到她，意外她会一个人出现在他家楼下。
苏棠先开了口。
「你是沈砚之？」
他点了头，没说话。
「我是城中分局刑警队的，」苏棠指了指自己的领章，「苏棠。」
沈砚之把花换到左手，右手在裤缝上蹭了蹭，然后伸出来跟她握手。他的手指很长，骨节分明，皮肤凉凉的，握手的力道很轻，像是怕捏疼她。
「你好。」他说。
他的声音比苏棠想像的要低一些，不是那种沙哑的低，是很干净的、带着一点鼻腔共鸣的低。像他这个人一样，温温吞吞的，不急不躁。
「我上个月刚调到这个片区，」苏棠说，语气尽量显得随意，「今天来你们厂办点事，顺便到家属区转转，熟悉熟悉情况。」
沈砚之看着她。他的眼睛是深棕色的，眼尾微微下垂，给人一种永远在认真听你说话的感觉。
「你找我有事？」他问。
「没有特意找你，」苏棠说，「正好看到你回来。」
这是真话。她确实没有特意找他——她只是特意来了他家楼下，然后正好看到了他回来。
沈砚之低下头，看了看手里的花，又擡起头看苏棠。他的表情没有什么变化，但苏棠注意到他把那束花往身后挪了挪，像是觉得拿着花跟一个穿警服的人说话不太合适。
「这是去陵园了？」苏棠问。
沈砚之顿了一下，然后说：「嗯。」
「刘主任说的，你每个礼拜四都去。」
沈砚之听到「刘主任」三个字的时候，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一种「果然瞒不住」的松弛。
「她什么都跟你们说了？」他问。
「说了一些。」苏棠没有否认，「说你不想下乡。」
这句话说出来之后，空气安静了几秒钟。楼下的收音机还在响，单田芳的评书到了最激烈的地方，锣鼓点敲得震天响。远处有小孩在喊「该我了该我了」，声音尖尖的，穿透力很强。
沈砚之低下头，看着手里的花。野菊花开得正好，金黄色的花瓣上还带着水珠，像是刚从溪边采的。他的手指在那根草绳上无意识地捻着，把草绳的纤维捻得起了毛。
「是不想。」他说。
只有两个字，但苏棠听出了这三个字底下的东西。不是抱怨，不是诉苦，是陈述。就像在说「今天天气热」或者「这花开了」一样平静。但正是这种平静，让苏棠觉得不舒服。
一个人如果不是认了命，不会用这种语气说「不想」。
「没办法吗？」苏棠问。
沈砚之擡起头看她，笑了笑。
那个笑容让苏棠心里一紧。不是因为他笑起来好看——虽然他笑起来确实好看，嘴角的弧度刚刚好，眼角会挤出浅浅的纹路——而是因为他的笑容里什么都没有。没有高兴，没有苦涩，没有自嘲，什么都没有。就像一个人在做他应该做的表情，而不是他想做的表情。
「还在想。」他说。
然后他看了看手表。那是一块老式的上海牌手表，表盘发黄，表带是黑色的皮，边缘已经磨白了。
「我得上去了，」他说，「花得插到水里。」
他往前走了两步，经过苏棠身边的时候，忽然停下脚步。
「苏警官，」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叫她，「你是负责这片区的？」
「算是。」
「那你还会来吗？」
苏棠转过头看他。他站在楼梯口的阴影里，一半脸被光照着，一半脸在暗处。他的表情很认真，不是那种「你别走」的认真，是那种「我想知道以后还能不能见到你」的认真。
「会。」苏棠说。
沈砚之点了头，转身上了楼。
他的脚步声很轻，轻得苏棠站在楼道口都听不太清楚。她一直听着，直到那个声音在三楼的位置停下来，然后是开门的声音，关门的声音。
安静了。
苏棠站了一会儿，转身走向自行车。
她骑上车，出了家属区，上了马路。七月的风吹在脸上，热的，带着柏油路面的焦味。她骑得不快，脑子里全是刚才那几句话。
「是不想。」
「还在想。」
「那你还会来吗？」
「会。」
她忽然觉得自己骑车的方向不对——这不是回分局的路。她已经骑过了两个路口，前面是往城外去的方向。她没有掉头，继续往前骑。
骑了大约二十分钟，路两边的房子越来越少，田野越来越多。水稻正在抽穗，绿油油的一片，风吹过去，像一匹抖开的绸缎。远处有几座低矮的山丘，山丘上种着松树，松林间露出灰白色的墓碑。
陵园到了。
苏棠把自行车停在门口，锁好，推开铁门走进去。
陵园不大，几十座坟墓整齐地排列在缓坡上，有的立了碑，有的只插了一块木牌。墓碑大多是灰白色的水泥碑，上面刻着红漆字，有的漆已经掉了，看不太清。墓前有烧过纸钱的痕迹，黑色的灰烬被风吹得到处都是。
苏棠不知道沈砚之母亲的墓在哪里，也没有刻意去找。她只是在陵园里走了一圈，看了看那些碑上的名字和日期。有老人，有小孩，有中年男人，有年轻女人。有一个墓碑上刻着的生卒年显示，墓主人只活了二十九岁。
和她前世一样的年纪。
苏棠在那个墓前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了。
出了陵园，太阳已经落到了山丘后面，天边烧成橘红色。远处村庄的烟囱开始冒烟，有人在烧晚饭。空气中飘来柴火的味道，混着稻田里的水汽，好闻得很。
她骑上车往回走。
回到分局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赵春梅还没走，在办公室里整理材料。看见苏棠进来，她擡头看了一眼。
「你不是下午去印染厂了吗？怎么才回来？」
「去了趟纺织厂那边。」苏棠把包放下，坐到椅子上。
赵春梅放下笔，转过身来看着她。她的目光在苏棠脸上停了几秒，然后笑了。
「去纺织厂了？见着谁了？」
苏棠没回答。
赵春梅也不追问，只是站起来伸了个懒腰，走到窗边把窗户关上。
「沈家那个老三，你要是见着了，」她头也没回地说，「别看他表面客客气气的，心里主意大着呢。」
苏棠看着赵春梅的背影，等她说下去。
「他妈在世的时候，有一回厂里组织捐款，给一个得了白血病的工友。别人都捐五毛一块的，他捐了五块。」赵春梅转过身来，「后来他班主任跟他妈说，这孩子把自己的压岁钱全捐了，连过年买新衣服的钱都没留。他妈问他为什么，他说：『那个人更需要。』」
赵春梅顿了顿，看着苏棠的眼睛。
「那年他才十二。」
苏棠没说话。
她从口袋里摸出那个笔记本，翻到写着「沈砚之」名字的那一页，在他的名字下面画了一条线。
那条线画得有点重，钢笔尖划破了纸面，在下一页留下了一道墨痕。
窗外的天彻底黑了。
1979年7月的夜晚，蝉还在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