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秋醒来时，耳边正响着车轮压过钢轨接缝的咔嗒声。

车厢里没有空调，车窗缝隙灌进来的风带着煤烟和潮湿的铁味。她扶住面前的木靠背，先看见自己的手：手指关节有一道新鲜的擦痕，袖口不是熟悉的深色外套，而是硬挺的制服布料。胸前别着一块金属牌，灯光晃过去，只能看清“乘警”两个字。

她低头摸口袋。证件、手电、哨子、一本边角磨毛的记录本，还有两张一元纸币和几角零钱。没有手机，没有钥匙，也没有任何能解释这一切的东西。

车厢上方挂着一块小牌，写着“海岬方向”。对面座位的男人把报纸摊在膝头，头版日期像一根细针，扎得她眼前发黑：一九八六年。

沈砚秋闭了闭眼。再睁开时，车仍在晃，煤烟仍从窗缝里钻进来。她没有尖叫，只把记录本塞回口袋，跟着前方穿制服的中年乘警往连接处走。

“新来的，先跟着看。”中年人没有回头，“夜车人杂，别离岗，别凭一张脸认人。”

“是。”沈砚秋应了一声，嗓子发干。

行包核验安排在七号车厢。几只麻袋和帆布箱堆在过道边，旅客拿着票据排队。一个戴蓝布头巾的中年妇女抱着孩子，箱子压在脚边，急得额角冒汗；后面一个穿灰衬衣的男人不停看表。

轮到一个瘦高青年时，他递过来一张行包票。票面被汗水浸软，边角却整齐得过分。沈砚秋接在手里，先看票号，再看箱子。

箱子是旧帆布的，四角磨白。靠近锁扣的位置有一圈颜色较新的线，针脚歪斜，像是临时拆开又缝回去。她用手电照了一下，缝线里夹着一小段发亮的纤维。

“里面是什么？”她问。

“布料。”青年回答得太快，“给亲戚带的布料。”

“票上重量十五公斤。”沈砚秋把票翻过来，“你这箱子看着不止。”

青年笑了一下：“纸箱里塞得实，布料又压秤，哪能光看外面。”

中年乘警伸手敲了敲箱面。里面发出沉闷的碰撞声，不像一摞布料，更像几件硬物挤在一起。

“开箱。”他说。

青年立刻护住箱扣：“同志，都是自家的东西，路上已经查过了。”

“查过不等于这次不用核验。”中年乘警的声音沉下来。

青年不吭声。排队的人开始向前挤，孩子哭起来。沈砚秋看见箱子底部有一小块深色湿痕，像是沾过机油。她没有伸手去抢，也没有直接说他偷运什么，只退开半步，让中年乘警继续处置。

最后箱子被打开。最上面确实是两件叠好的粗布衣料，下面却压着几只没有包装的金属小盒。青年解释是收音机零件，中年乘警登记后要求他补充说明，并暂时把箱子移到边上。

沈砚秋拿起那张票，纸面在灯下透出一层薄薄的灰。票上写的重量，与箱底压出的凹痕不太相称。她在记录本上记下：七号车厢，蓝灰帆布箱，票重十五公斤，缝线新，箱底疑似机油，内有未包装金属盒。

中年乘警瞥她一眼：“记这么细，准备写报告？”

“怕下次交接说不清。”

“这个习惯可以留。”他顿了顿，“但别把猜测写成事实。”

这句话让她手指一顿。她把“疑似”两个字重新描了一遍。

核验继续往前。一个背竹篓的老太太因为少了一角钱，急得要把篮子里的鸡蛋拿出来抵。沈砚秋从自己口袋里摸出零钱，刚要递过去，中年乘警拦住她。

“工作时间不替人垫钱。”

老太太红着脸，说自己到了站一定还。沈砚秋看着她怀里的鸡蛋，想起自己口袋里那点钱，还是把手收了回来。中年乘警让旁边旅客先借给她，再把名字记在值乘簿上。老太太连声道谢，队伍重新动起来。

经过连接处时，沈砚秋发现那个灰衬衣男人已经不在队伍里。车门旁只剩一只褐色旅行袋，袋口系得很松，里面露出一角白色纸条。她向前走了两步，听见前方有人喊：“我的票呢？”

吵嚷声从另一节车厢传来。中年乘警快步过去，沈砚秋跟上。有人说票被挤掉了，有人说刚才见过一个戴旧鸭舌帽的男人在过道里转。她没有看见那个人，只负责把靠近车门的旅客往旁边疏开，避免有人踩到地上的票。

车身突然一晃，她肩膀撞上门框。疼痛让她彻底清醒。

这不是梦。她在一九八六年的夜车上，身上只有一套制服和一份还没来得及理解的工作。

换班前，中年乘警把一摞票据交给行包员。那人姓罗，个子不高，额头有一颗明显的汗痣。他点完票，发现蓝灰帆布箱的票据被单独夹在最下面。

“这个箱子到海岬再核一次。”中年乘警说，“新来的，你把缝线情况也记上。”

罗小满抬头：“有问题？”

“现在还不能说有问题。”沈砚秋替他回答，“只能说，票据重量和箱体状态对不上。”

罗小满看了看她，像是第一次认真打量这个见习乘警：“那我记成‘待核’？”

“记‘待核’，别写成‘违规’。”

罗小满点头，把票据放进木夹。

列车继续向黑暗里钻。沈砚秋站在车厢连接处，手电光随着车身晃动，在帆布箱的新缝线上掠过。那道线像一条没有合拢的伤口，里面藏着她还没有资格说出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