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雨是在凌晨一点后落下来的。

沈砚秋巡到车厢尾端，雨点已像石子般砸着车窗。列车减速驶入海岬站，站灯被水汽泡成昏黄一团，广播只剩沙沙声。

“前方支线积水，晚点至少半小时。”列车员喊，“仓库也漏了！”

行包车外的帆布篷塌了一角，罗小满正冒雨顶着仓库门。

“先引旅客进候车室！”沈砚秋喊。

“里面还有货！”

“人先走，货按编号来！”

她吹哨疏散旅客。一名老人抱着木匣在积水中滑倒，她伸手托住，手腕擦过铁栏，顿时火辣辣地疼。

“别跑，扶稳栏杆。”

她让列车员逐一呼叫姓名，把可见行李移到干处，禁止旅客进入仓库，直到罗小满扫开门缝积水。

仓库里水已没过鞋底，封签泡软，红印泥沿纸边晕开。

“这边是今晚入库的，那边是上一班留下的。”罗小满举着手电。

“先分高低，能搬的移到干台，别拆封。”

两人抬箱时，一只标着南平码的纸箱忽然裂开，滚出几只塑料盒。罗小满兜住盒子，脸色一变：“林照川登记的电子表配件。三号、四号在，七号没了。”

“登记本呢？”

“在怀里。”

木架后还有一只半浸水的“农机站”旧箱，封签已冲开。罗小满要碰，被沈砚秋拦住：“先看编号，不猜内容。”

她夹着手电核对架上手写号，发现旧箱下压着薄木板，背面写着“七、三、一”。数字接近缺失编号，却不能证明零件在箱内。

“把今晚入库顺序念一遍。”

“南平码两只，农机站一只，最后是旅客散件。可交接簿写南平码三件。”

沈砚秋翻到对应页。墨迹虽散，“南平码”后的数字仍看得出被刮过，又补写成三。

“原来是几？”

“不知道。只能确认笔画不连贯，不能断定谁改的。”

门外忽然有人喊货少了。刘桂芳撑着破伞赶来：“钟表零件进水没有？铺里的客人等着，少一只就得赔。”

沈砚秋让她辨认编号。刘桂芳说有二号、三号、七号，七号最小，外缠蓝线。地上的小盒中恰有一只缠蓝线，标签却泡掉一半。

“那不是七号。”林照川从门外说。他浑身湿透，手里只拿着油布包。

沈砚秋皱眉：“谁让你进来的？”

“罗小满叫我认货。”

“站门口，不能翻。”

林照川远远看了一眼：“七号盒盖有一道刀片削出的斜口，这只没有。”

沈砚秋记下证言。农机站箱角也缠着蓝线，但线结方向不同。箱底还有一道通往后门的新拖痕，门外便是排水道。

管理员忙说：“后门一直没开，钥匙在我这里。”

“最后一次开门是什么时候？”

“昨天下午。”

她看了看钥匙的锈色和门下新泥印，没有追问，只让管理员写明开门时间及见过的人。

站区民警赶到后，沈砚秋先报告物品受水、封签脱落与编号缺失，再说明可能有人趁乱搬货，并未指认嫌疑人。民警派人守住后门，行包员则按编号搬出高处货物。

最终，沈砚秋和罗小满在旧麻袋底下找到七号盒。它卡在木架后缝隙里，并不在农机站箱内。油纸湿透，蓝线尚在，盒盖斜口也与林照川所述一致。

刘桂芳捂住嘴。林照川接过盒子，只查编号和封口：“找回来了。”

“还不能算完。”沈砚秋说，“得确认是否受潮、是否被替换。”

罗小满重新抄录编号，刘桂芳按手印确认，发抖的手不再催促。

天亮时，积水退去一半。物品被分为完整、受潮待检、封签脱落待核三类，每次移动均由两人签字。沈砚秋的手腕已经肿起，落笔时直抖。林照川递来叠好的干布：“压着。”

“你又不是大夫。”

“我修表，也知道哪里不能硬拧。”

她没反驳，压着伤处继续写。

中午，林照川、罗小满和几个小商贩在站房外摆起旧桌，桌上放着登记本、空白收据和木盒。林照川写“修理与代运”，罗小满补上“货物自愿登记，来源和收货人须清楚”。

“这算开铺？”刘桂芳问。

“先把桌子摆正。”罗小满说，“以后出了问题，至少知道找谁。”

沈砚秋没有替他们盖章，只提醒：“不能说是铁路担保，也不能拿登记绕过行包手续。”

林照川问：“那你还来查？”

“会。”

“查勤了，客人要跑。”

“跑得掉的客人，不一定是好客人。”

他笑了笑，把第一张收据递给刘桂芳。她看完后郑重按下手印。

傍晚，罗小满交给沈砚秋一张复写纸：“从旧交接簿描出的。缺页那栏只剩半个字。”

纸上留着模糊时间、被截断的班组名，前面写着“换挂”。

沈砚秋望向雨后泛灰的轨道。七号零件找回了，褐色箱仍无踪影，刮改数字的人和偏离交接路线的原因也未查明。

她把复写纸夹进记录本，肿痛的手腕又抽了一下。

案件没有结束，互助桌也才开出第一张收据。下次列车进站前，她必须弄清：那个残缺的班组名，为何会留在一页本不该缺失的记录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