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岬站的天还没亮透，站台上的白雾被车头灯切成一段一段。

列车停稳后，沈砚秋先下车。她一夜没有真正坐下，鞋底像灌了铅，耳朵里仍留着车轮声。站台另一头有人推着平板车过来，罗小满跳下行包车，第一件事不是搬箱，而是抬头看站牌旁的挂钩。

“七号车的行包先在这边落。”他对搬运工说，“别和换挂车混。”

“知道了。”搬运工嘴上应着，手却把两只帆布箱推到了一起。

沈砚秋走过去，将蓝灰帆布箱的票据抽出来。票号与昨晚记录一致，封口处也有一截红色细绳。她正要对照箱底，罗小满忽然掀开木车板。

“少一只。”

“少什么？”沈砚秋问。

“东平码的褐色箱，票号末尾是七三。”罗小满把交接夹翻得哗哗响，“我昨晚接车时明明有三只，蓝灰、褐色、还有一只上面写着海岬农机站。现在只有两只。”

后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同志，我的箱子呢？”

女人三十多岁，穿洗得发白的花布衫，身旁跟着一个背书包的男孩。她手里捏着行包票，纸角已经被捏皱。

“是不是被送到另一边了？”她问，“里面是给铺子带的零件，不能丢。”

罗小满脸色变了：“你先别急，我们查交接。”

女人却把目光落在蓝灰箱上：“刚才车上就看见三只，怎么下车少一只？”

站台上渐渐有人围过来。一个搬运工低声说：“可能是旅客自己记错了。”

沈砚秋抬手让他停下：“先别猜。罗同志，你把昨晚接车的时间、车厢位置和封签编号说一遍。”

“二点四十七分，七号车尾端。蓝灰箱在左边，褐色箱挨着门，农机站那只在最里。”罗小满答得快，答完又皱眉，“后来换挂，行包车往东平码挪过一次。”

“谁推的？”

“我和老周。中间有两分钟，车被借去让道。”

“两分钟里，箱子离开过你的视线？”

罗小满没有立刻回答。他低头翻交接簿，手指压在一行模糊的墨迹上：“应该……离开过。”

沈砚秋看见他额头的汗。她没有当众追问“你是不是失职”，而是拿出记录本，把蓝灰箱、农机站箱和缺失的褐色箱画成三个方框，在旁边写车厢尾端、东平码、换挂让道。

“女人姓什么？”她问。

“刘，刘桂芳。”

“箱里具体是什么？”

“钟表零件，给海岬修理铺带的。都是我自己收的钱，有票。”刘桂芳从布包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收据，“我不是走私，也不是偷来的。”

“我们现在查的是箱子去哪了，不是先查你是不是坏人。”沈砚秋把收据还给她，“你先保管好票和收据，不要离开站台。”

刘桂芳愣了一下，眼里的防备没有消失，却稍稍往后退开。

罗小满翻到交接簿中间：“这里有一栏被水洇过。二点四十七分写三件，三点零五分又像是写了两件，可后面没有说明。”

“这是谁写的？”

“夜班交接人，姓赵。”

“他现在在哪？”

“下班了。”

站台广播突然响起，提醒旅客出站。人群往前涌，刘桂芳抓住沈砚秋的袖口：“同志，我的箱子真找不回来吗？”

沈砚秋看着她发白的指节，压低声音：“现在只能先按交接记录查。你把收据、票和箱子外形说清楚，我们不让你空口背损失。”

这句话说完，她自己也知道它不是保证。箱子如果已经被带出站，凭一张登记表很难追回。

罗小满把她拉到行包房侧门：“不能把人和箱子都留在这儿。要是查错了，下午还有一批货。”

“那就先把能确认的写下来。”沈砚秋指向站台边一辆刚停下的换挂车，“东平码的车轮有泥，昨夜下过雨吗？”

“雨是后半夜下的。”罗小满说，“可换挂车三点前就从北场过来，泥不该这么湿。”

沈砚秋蹲下看车轮边沿。泥里压着一小片深蓝色布纤维，颜色与褐色箱并不相同，却和蓝灰箱侧边磨破的位置接近。她没有捡起来，只让罗小满找来纸片和夹子，把纤维旁的泥一并留在原处。

“这也要记？”罗小满问。

“先记位置和时间。是不是证据，交给能认定的人。”

罗小满沉默片刻，取来旧报纸垫在泥块下面。他动作很慢，像是终于明白，补记录不等于把责任全揽到自己身上，也可以让真正的经过留下来。

沈砚秋又回到蓝灰箱旁。新缝线比昨晚更显眼，箱角却少了一道灰尘痕。有人在很短时间里移动过它，或者至少把它和别的箱子挨在一起过。

她没有打开箱子。票据重量不足的问题还没解决，擅自拆封反而会让两个问题混成一个。

“刘同志，”她喊，“你这只箱子暂时别动。我们再核一次封签和票号。”

刘桂芳抱紧男孩的肩膀：“是不是我的箱子也会丢？”

“我们正在尽量避免。”

中午前，海岬站行包房给出第一份清单：褐色箱未入库，蓝灰箱和农机站箱入库时间异常，换挂期间有两分钟无人签名。罗小满在末尾补写了“未能确认褐色箱去向”，落笔后手心全是汗。

沈砚秋把复写纸上的字迹折好，交给站区值班民警。对方问她：“你认定是调包？”

“我认定记录有缺口，箱子不是按正常路径交接。”

“那你准备怎么查？”

沈砚秋望向车站外灰白的街道。她还不知道褐色箱去了哪里，也不知道蓝灰箱里到底少了什么。她只知道，若先把刘桂芳当成违规商贩，真正的搬动者就会躲进这个误会里。

“从换挂车和交接时间查。”她说，“先把人从嫌疑里分出来，再找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