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日一早，北仓门口排了三百多人。

军户抱着空盆，商贩推着木车，城外逃来的流民缩在墙根。雪还没有落，风却把人的脸吹得发紫。粮仓里只有五日半能被核验的粮，陆昭却命人把一口铜锅架在门前。

沈砚看着锅里的清水和几把碎米，问：“这也叫赈粮？”

陆昭正在系袖口。“一锅汤能救不了所有人，但能让所有人知道谁在发汤。”

“那您应该在锅上刻名字。”

“已经让人写了。”

锅边立着一块木牌，上面是“朔宁军府施粥”六个字。字不算好，墨却很新。陆昭站在木牌旁，先让老军户领，再让带孩子的人领，最后才轮到商贩。他没有提高声音，只在每次有人争执时叫出对方的籍贯和家中人数。

这些信息是沈砚昨夜从三处账和军籍里挑出来的。陆昭记不住全部，却记得如何把它们说得像关心。

一个抱孩子的妇人端到半碗米汤，眼泪一下掉进锅里。陆昭接过她的空碗，亲自添了半勺。“孩子先喝，碗还回来便成。”

人群里有人低声说：“新主官是个仁厚的。”

沈砚站在后面，嘴角动了一下。仁厚不值钱，能把一勺米变成众人看见的恩惠，才值钱。

但演说之外，真正麻烦在城东。

沈砚把摊在地上的纸分成三堆：程氏粮行的存粮、军户手中可交的余粮、东驿可调的车次。每张纸旁边压着一块石头，石头上分别刻着“粮”“车”“人”。

“程氏愿意先交一百袋。”陆昭说。

“不是愿意，是要把欠款利息算进收粮价。”沈砚指着账，“一百袋里有十五袋是去年欠军府的旧粮，不能按新价算。”

程氏掌柜站在对面，笑得像一只泡过热水的鱼。“沈账房，粮在我仓里，价也在我嘴里。军府若不收，自有北边商队收。”

“北边商队进不了关。”

“那是今日。明日谁知道？”

陆昭没有立刻压他，而是转向围观的军户。“你们谁家还有余粮？”

最先没有人答。军户交粮后自己也不够吃，谁愿意把最后的口袋拿出来。

沈砚把一张新表递给他们。“自交三袋以上，军府给收条；收条可换盐、布和下月减役。谁愿意交五袋，驿站优先替他运药。”

“军府说话算数？”有人问。

陆昭接过表，在最上面写下自己的名字。“我的印未必能管住所有人，但这张收条先由我押着。若不兑现，你们拿它来找我。”

这句话听起来像担当，实际上把兑现时间推到了以后。沈砚却知道，纸面承诺一旦有了名字，就能成为供应链上的第一根绳。

到午后，七户军户交来二十六袋粮，东驿答应出车三辆，程氏不得不把一百袋改成八十五袋。沈砚逐袋记下重量、来源和押运人，给每辆车编了不同的路线：一辆走西街，一辆贴城墙，一辆随赈粮队出城门。

“为什么不走一条路？”裴烈问。

“同一条路出事，三本账一起死。”

裴烈看着车队，手按在刀柄上。他的左肩还裹着布，脸色比昨日更白，却不肯坐下。

车队出发前，韩魁带着两名军吏来收表。“军府收粮，自有旧制。私自许诺减役，谁给你的胆子？”

沈砚把木牌亮出来。“陆主官给的。”

韩魁看向陆昭。“新官刚来，便要改军制？”

陆昭站在施粥锅旁，手里还端着一只空碗。“我只改一件事。过去的收条没有人认，所以百姓不交粮。今日我的名字在上面，若错，也是我的错。”

韩魁笑了。“主官愿意替账房担错，倒是少见。”

“账房替军府算数，主官替军府说话。”陆昭说，“各做各的事。”

这一次，围观的人听见了。程氏掌柜也听见了。他收起笑脸，吩咐伙计去开仓。

傍晚，三辆粮车平安抵达北仓，实际少了两袋。沈砚顺着车辙查到西街拐角，发现车轮曾换过一副。那两袋不是路上丢的，是有人在城内换车时截走。

他没有立即声张，只把少粮记进一张单独的灰纸。

裴烈站在他身后。“你不报？”

“报给谁？韩魁会说是车夫，程氏会说是军吏，陆昭会说正在查。先记下来，等它和别的少粮对上。”

裴烈看了他一眼。“你把人命也当账。”

“人命若不入账，就只剩一句可惜。”

夜里，巡查使周槐派人送来口信，称陆昭赈粮有序、军户反应良好，暂准其继续统筹粮务。沈砚读完口信，发现最后还附了一句：朔宁旧将对新制颇有微词，须谨慎处置。

窗外，韩魁的亲兵正在收走施粥木牌。

沈砚把灰纸压进袖中，忽然听见陆昭问：“你觉得我们赢了吗？”

“没有。”

“为何？”

“今天大家只看见您发了汤，没看见粮少了两袋。等他们看见后，您发的汤会变成证据。”

陆昭沉默片刻，随后笑了。“那就让他们先记住汤的味道。”

沈砚看着锅底残留的碎米，第一次觉得这位主官或许真的能把一座快饿空的城说得愿意再等一天。

也正因为如此，老将和粮商不会让他再等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