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日午后，韩魁派人把沈砚叫到军府偏厅。

偏厅比账房暖，火盆里烧着松木，墙上挂着一柄没有开刃的仪刀。韩魁坐在刀下，面前摆着三本新册子，纸白、墨黑、边角整齐得不像军府的东西。

“你的新账。”他说。

沈砚翻开第一本。北仓存粮写成九百四十袋，比他昨日核出的数多出一百七十袋；第二本写着军户已领粮三百一十二份；第三本则把三辆车的押运责任全归到外账房名下。

末页已经盖好了印，只等他签字。

“写得很快。”沈砚说。

“军府不能等你慢慢算。”韩魁把笔推过来，“签了，之前的旧账便算交接。你有错，按新账追；你没错，也算替前任收尾。”

“若不签？”

“那三本账便是你私改军籍、擅发粮条的证据。”

沈砚看着纸上自己的名字。名字旁边有一处空白，正好够落下他的手印。韩魁没有让他立刻签，是因为这不是要他认账，而是要他把自己的指头按进泥里。

“陆主官知道吗？”

“他若知道，便会来救你。”

“您希望他来？”

韩魁抬眼。“我希望他懂得军府不是一张热汤桌。一个新主官若连自己的账房都保不住，谈什么守城？”

沈砚笑了笑，拿起笔。

他在三本册子上都签了名。

韩魁的亲兵明显松了肩。沈砚却没有按手印，只在落笔处故意把“砚”字最后一横写得比平日长。然后他合上册子，说：“印泥干了，明日再按。”

韩魁盯着他。“你想拖一天？”

“纸上的粮都够吃七日，拖一天不算坏事。”

走出偏厅时，沈砚后背已经湿透。他没有回账房，而是绕到废料房后，把一块松动的砖挖开。里面藏着昨夜那半张旧粮签和一小片裴烈从死去仓吏身上搜出的空白转运单。

他把新账上的数字逐项抄到旧签背面，发现一个细节：韩魁多写的一百七十袋，恰好等于三日前失踪的粮与两批军械车折算后的总量。粮没有变多，只是有人准备让它在账上先出现一次，再被“损耗”掉。

沈砚把旧签重新藏好，去东驿找裴烈。

东驿的马棚里，年轻驿卒阿迟正在给一匹跛马喂水。看见沈砚，他下意识往后退。“我什么都没看见。”

“你若什么都没看见，就不会先说这句。”

阿迟脸色发白。“那晚我只记得车牌。三辆军械车没有进北墙，到了西门便换了黑布帘。押车的人不是军吏，是程氏粮行的伙计。”

“你为什么现在才说？”

“因为领头的人认识我哥。他说我若多嘴，下一趟便把我送去北墙。”

沈砚递给他两枚铜钱。“这不是买证词，是买你一顿饭。证词要你自己决定。”

阿迟没有接钱，只问：“军府会保我？”

沈砚没有回答。他转身时，看见驿站外停着一辆没有标记的黑车，车轮沾着湿泥，车辙方向正对城东门。

裴烈从阴影里走出。“他必须出城。”

“你要送他？”

“你不是需要证据？”

“你左肩还不能抬刀。”

“车上不一定有刀。”

“那便一定有追兵。”

裴烈看着阿迟。“留下，他会死在下一次换车里。出城，至少能把时间卖贵一点。”

沈砚想到自己的八枚铜钱、陆昭给的木牌和偏厅里那三本新账。没有人能保住阿迟，陆昭也许愿意，却未必来得及。

“今晚子时，走废盐道。”沈砚说，“我给你一张写过的旧收条，遇到守门人便说去接军户粮。别带真证词，先记在脑子里。”

阿迟终于接过铜钱。“那你呢？”

“我留在城里。”

“他们会杀你。”

“不会。杀一个账房太快，没法把责任写完整。”

入夜后，沈砚回到偏厅。陆昭已经在那里，手里拿着韩魁的新账册。

“你签了？”陆昭问。

“签名，没按印。”

“为何不当场拒绝？”

“因为拒绝的人只能证明自己清白，签名的人才能看见他们想让我背什么。”

陆昭翻到末页，眉心微动。“一百七十袋。”

“与失踪粮械总量相等。”

“你想让我立刻拿韩魁？”

“我想让您先回答一个问题。公开质询时，您站谁那边？”

陆昭看着他，火盆里松木爆了一声。

“你把自己算得太贵了。”

“我若不贵，今天已经被按了手印。”

沉默持续了很久。陆昭把新账册合上，没有承诺，只说：“子时之前，我会给你答案。”

偏厅外，韩魁的亲兵从廊下走过，脚步停在门边，又慢慢远去。

子时将近，裴烈带着阿迟从东驿出发。沈砚站在城墙阴影下，看见黑车驶入废盐道，裴烈一只手握缰，另一只手护着受伤的肩。

城门上方，军府的灯火像一排睁开的眼睛。

陆昭没有出现。

沈砚低头摸到腰间木牌，木牌背面不知何时多了一道细缝。那道缝里夹着一小片蓝色封纸，正是北仓旧账的封丝。

他抬头望向军府最高处的灰塔。灰塔没有点灯，塔顶却站着一个人影，正朝废盐道的方向看。

沈砚没有追过去。

他知道，从这一刻起，三本新账、一个出城证人和陆昭尚未说出口的答案，都会在同一场公开质询里被摆上桌。至于谁先掀桌，要看谁手里还有最后一枚印。